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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和苦难带来的正义感让她试图用笔将洛克菲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对同代人大多数的判断都只能等待历史的嘲弄。

“中国的文化，成王败寇，因为我曾经失败，所以我就永远是寇”。史玉柱总是喜欢用文化来解释自己目前的形象。敏而好思的财经记者李翔问他，是否知道外界眼中他是怎样的形象，他迟疑地笑，知道自己的回答会让自己不满，却又不甘心示弱，想要维护自尊：“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肯定不大好。”他努力表现出对外界的评价毫不在意，因为这种评价似乎并没有妨碍到他的公司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制造利润，“大不了我不出门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见人”。这种态度，正类似于洛克菲勒在青壮年时期一直秉持的姿态。

这样的一个人，暗合了30年改革开放青年人的价值观变迁，从崇拜英雄到逐利至上，这样的一个人，总是以他的洞见给我们的时代扇上一响亮的耳朵，让我们必须停下来倾听我们内心关于欲望的种种表达，虽然挨打的那一瞬间不好受，但触动真的很大。

史玉柱，注定会成为一个符号。

下文为史玉柱对创业历程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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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我想做陈景润

1962年，我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我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我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

1980年，我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我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得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我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我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我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我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我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畏惧纯数学太复杂，我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我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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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徽到了深圳

1984年毕业，我没什么想法地被包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我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我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我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我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干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干。干得起兴，我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

我的软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我的软件。我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我挺知足。

又没事可干了，我就开始基于他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我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我，就在1986年将我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24岁的我也结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学，我学会了勤工俭学；学会了怎样给别人带货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国外书籍和港台关于经济方面的书，我开始相信中国将来肯定走市场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