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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经济理论创立了一个理想世界,即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相互独立,价格由这两个因素作用而达到某一均衡。但是在现实社会,金融市场价格在形成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本能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自由放任主义否认金融市场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事实上,不稳定性已大大超出了金融市场的范围,它影响着人们行为导向的价值观。在经济理论诞生以前,人们由一系列道德行为规范所诱导,这些道德行为规范已根植于传统、宗教与文化之中。但市场价值观带来冲突与对抗,有凌驾于传统价值观之势。广告、市场营销以至包装都将影响人们的偏好,这已颇为常见。随着市场机制不断扩张自身的影响力,人们仍在原有价值体系上我行我素的神话,将越来越难以维持。
索罗斯把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众多社会问题归结为存在着的开放社会的障碍。
开放社会是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不完全是可以改善的。在开放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与政治的改进、文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无限的,但是所有这些对于建立开放社会却存在着极大的障碍。
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的概念表面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终极的真理具有不可获得性,我们又怎么能将一种谬误视为一种真理呢?而对真理的需求也仅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拥有完全的信息,信仰就变得可有可无。
信念应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要迫使我们去遵守这一系列的规则。如果我们认识到,信念而不是终极真理只会压制我们的选择,我们就更可能忍受其他信念并以我们的经验进行修正。大部分人倾心于证实他们的信念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这种证实通常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判别。由我们自身的失误而得出的信念苍白无力。这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概念,比仅仅的纯理论更难以奏效,比如我的国家(或家庭或我们自己的兴趣)的对与错。
索罗斯认识到,事实上,开放社会较封闭社会可能导致更为繁荣、更富革新精神、更令人振奋。但是成功并不是建立一种信念的基础,与成功并不能被认为一定是正确无误的真理一样。开放社会中,对成功的崇拜已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我们的正误观,这在当今开放社会已经发生。以先取得成功作为判别正确与错误的依据是一种极大的危害,特别是以金钱为标准的判别。更为甚者认为只要失去了金钱,一切皆已远去。
但是,这并未穷尽所有问题。即使开放社会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也不至于能有效地保证它得以奏效。开放社会仅仅提供了一套框架,该框架中可以融合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观点,并没有对这些事件提供某种固定的结论。如果某种固定的观点得以提出,这就不可能是一种开放社会。这意味着,在开放社会中人们除了考虑自己的信念,也将包容其他人的信念。
关于开放社会的另一个障碍,索罗斯说:“采纳开放社会作为一种目标,最好的达到途径是间接实现,这就是我的基金会正做的事情:鼓励发展教育、文化与多媒体、文明社会、经济改革等等,这在开放社会也并未普及。
“在目前,我们从全球开放社会中受益,但我们也缺乏必需的规则体系使其得到保护。国际社会对在处理苏联崩溃中出现的某些新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在我的基金的主要活动地区,我可以觉察到封闭的趋势。随着冲突的升级,欧洲联盟将转向闭关自守,美国将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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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4)
索罗斯说:“目前我没有准备着手解决这些危机,而仅试图说明这一难点。我谴责盛行的自由放任态度,它相信在关心公众利益的同时并不妨碍对私利的追求。我相信开放社会的概念,它需要精心培育以使其奏效,提供更好的导向以便于行动。”
索罗斯不仅相信开放社会的概念,更精心培育起“开放社会”的组织机构。这就是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和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两个姐妹机构。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一个由民间进行操作和提供拨款的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支持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以及通过对复杂的和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赞助,去促进世界各地开放社会的发展。由乔治·索罗斯创建和提供资金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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