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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微妙的变化发生了：

河间窃顾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已更得适意，鼻息然。意不能无动，力稍纵，主者幸一遂焉。因拥致之房，河间收泣甚适，自庆未始得也。……旦暮，驾车相戒归，河间曰：吾不归矣，必与是人俱死。群戚反大闷，不得已，俱宿焉。夫骑来迎，莫得见，左右力制，明日乃肯归。持淫夫大泣，臂相与盟而后就车。

经此事变，河间对丈夫极为厌恶，最后竟将丈夫陷害至死，然后畅其所欲：

河间大喜，不为服，辟门召所与淫者，倮逐为荒淫。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犹不慊，又为酒垆西南隅，己居楼上，微观之，凿小门，以女侍饵焉；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犹日呻呼懵懵以为不足。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

一个素有“贤操”的女子，一变而为骇人听闻的荡妇，最后成为色情狂而死。“河间”一词遂成后世文人笔下荡妇的代称。但这里要注意的是，这故事说明了什么？特别是，它有什么象征意义？

柳宗元有时喜作寓言文字，如《三戒》、《刘叟传》之类，因此难以绝对排除《河间传》为寓言的可能性。不过从叙述细节的详尽繁复来看，作为某种程度的实录（比如根据当时某个真实事件改写）可能性似乎更大；文中叙述风格也与柳宗元其他一些人物传记相同。而且，从柳宗元现存的全部诗文来看，他对性及有关问题并无多大兴趣，因此挑选河间妇人作寓言题目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河间传》的奇异故事并非绝无仅有。例如，在宋人廉宣的笔记《清尊录》中，就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贵妇人狄氏，“明艳绝世”而又“资性贞淑”，名动京师，几成当时“理想女性”之典范；不料因尼姑设计引诱，与一浪子私通，顿时相见恨晚，自叹“非今日几虚作一世人”，从此变得寡廉鲜耻，最后竟为思念那浪子而病死。廉宣称此事是他本人“在太学时亲见”——不知是指亲见狄氏还是浪子。

在下面的讨论中，河间妇人或狄氏的故事是否实录，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类故事可以促使我们对一些传统概念和说法重新深入思考。不过这些思考不妨先绕一点小弯儿，然后再回到《河间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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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的同步兴盛

（二）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的同步兴盛

本书第四、六、七章将分别对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作较为集中的考察论述，这里只先提到这些考察所得结论中一个令人惊奇之点——在中国历史上，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三者有同步兴盛的现象。

礼教在中国古代渊源甚远，但在宋代之前，它基本上不被上层社会所重视，更未得到严格的遵守奉行，也谈不到深入人心；从宋代起它才被大力宣扬，至明、清而臻于极盛。娼妓的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先秦，但也是在宋代大获发展，至明、清而极度繁荣（特别是私妓）。色情文艺在中国的历史很可能相对要短得多（尽管在宋代之前也不乏端倪可寻），然而到明代后期却达到登峰造极之境。此三者的同步兴盛现象，如果仅仅解释为时间上的巧合，显然无法令人感到满意。

对于礼教、色情文艺和娼妓，都已有过不少论述。一个常见的理论模式是：将此三者一概归结为“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表现。在孤立地谈论此三者中任何一者时，采用这一模式尤显得顺理成章（其实稍加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也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将此三者联系起来，特别是考虑到它们的同步兴盛，上述模式立刻就面临巨大困难。比如，礼教与后二者明显是对立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相容的，现在人们可以问道：如果礼教是“腐朽没落”的表现，那么与之水火难容的色情文艺和娼妓业为什么不是清新向上的表现，却同样也是“腐朽没落”的表现呢？而且，正如本书第六、七、八章中的例证所表明的，许多有义务以身作则、大力倡导礼教的人，也公开狎妓和欣赏色情文艺，这些现象又如何在理论上获得统一呢？……所有这类疑问，实质上都与《河间传》的故事有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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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压抑”理论及其困难

（三）“性压抑”理论及其困难

按照至今仍然非常流行的“性压抑”理论，上面这些问题似乎都不难解释。比如，河间妇人是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桎梏，有性压抑，出于反抗才一朝突变为荡妇的；又如，士大夫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