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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抢去。

夺人妻妾和以妾赠人的故事从表面上看情节正相反，但它们却反映了共同的一点——这些故事的具体真实性对我们此处的讨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中性关系的流动性。这种性关系的流动性以及传说故事对此的接受、认可与欣赏，显然是与“从一而终”、处女贞操、节烈（夫死不嫁曰节，殉夫而死或为抗拒婚外性关系而死曰烈）等观念完全不相容的。

（三）“蛾眉买死”

与上述性关系的流动以及对这种流动的接受相适应，还有一种故事类型，可简称为“蛾眉买死”。这最好还是从前面提到过的“绝缨”典故说起，《韩诗外传》卷七载其事云：

楚庄王赐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烛灭，有牵王后衣者，后冠缨而绝之，言于王曰：今烛灭，有牵妾衣者，妾其缨而绝之，愿趣火视绝缨者！王曰：止。立出令曰：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为乐也。于是冠缨无完者，不知王后所绝冠缨者谁。……后吴兴师攻楚，有人常为应行合战者，五陷阵却敌，遂取大军之首而献之。王怪而问之曰：寡人未尝有异于子，子何为于寡人厚也？对曰：臣先殿上绝缨者也。当时宜以肝胆涂地，负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于臣之义，尚可为王破吴而强楚。《诗》曰：“有者渊，苇淠淠”，言大者无不容也。

这故事在《说苑·复恩》中也有记载，细节略有出入。前面曾提到《战国策》中所载孟尝君对于门客与自己夫人闹婚外恋不予追究的故事，完全是同一类型。孟尝君后来将这门客介绍到别国，成为权臣；为报孟尝君宽容之恩，这位门客设法止息了一场进攻齐国的战争。而楚庄王故意令群臣都自绝冠缨，好掩护那位醉后调戏王后的臣下，结果此人就在战争中出死力报效楚王。这种故事类型的精义，后人有《绝缨歌》（见《文苑英华》卷三四六）总结甚明，即所谓“始爱贤，不爱色，青娥买死谁能识”。楚庄王、孟尝君爱贤是不假，“不爱色”却显然是言过其实——色对他们来说是如此众多而易得，当然可以不像对“贤”那样在乎，但色他们无疑还是爱的。

最后再看一个集两种类型于一体的事例，见《史记·袁盎错列传》：

（吴王欲杀袁盎），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袁盎自其为吴相时，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弗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遂归报。

流动的性关系：几种故事类型（3）

袁盎之“量”，可谓大矣。属吏与自己侍妾私通，他不以为忤；属吏惧罪逃亡，他竟去追赶请回，索性将侍妾送给他。这番“以妾赠人”之举，终使他后来得以意外脱困，喜收“蛾眉买死”之效。

上述三种反映性关系流动不居的故事类型，当然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自己的姬妾只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娱客，可以送人以换取风流佳话，可以用来结恩，用来“买死”，等等。但在这些男性心目中，至少没有“女子从一而终”的观念；对于自己的姬妾曾经是、或将来成为别的男人的妻妾，乃至现在就是别的男子的情人，他们都可以坦然接受。“绿帽子”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如今人们回顾性文化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历史时，对于这方面的观念及心态不能不给以充分重视和深入思考［34］。

【注】

［1］关于这一系列古代性社会学问题，迄今未见令人满意的正面系统论述。我将在另一本书中对这一系列问题作详细讨论。

［2］《左传译文》，页545。

［3］见《人类的由来》，页894。

［4］据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页173所作判断。

［5］此事亦见《史记·外戚列传》及《汉书·外戚传》。

［6］后来汉昭帝与霍光对于武帝之女鄂邑盖长公主和丁外人的私情，也十分宽容，公开令丁外人侍奉长公主，可谓家风有自矣。见《汉书·外戚传》。

［7］《史记·外戚世家》。

［8］《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9］《汉书·苏建传》。

［10］《三国志·吴书·骆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