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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1917—1923）；因此，它更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及其意识，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及其传统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战士，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又变成战士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这也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2）

“进入”自然还有一个操作性的问题，即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走进北大历史。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是体现在教授身上，并且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的。正像季羡林先生所说，“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承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份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名人与北大·序》）。当年梅贻琦先生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恰恰在于它所拥有的，是一大批这样的“大学者”，而且几乎遍布全校各系；他们不仅以渊博的学识，更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吸引着全国以至全世界的莘莘学子。北大在全民族心目中的“精神圣地”的崇高地位正是仰赖于此而形成的。而今天北大的危机，恰恰在于一些人闭眼不承认这一事实，以至还存在着“书记和教授谁重要”的争论；随着大师级的老教授的纷纷离世，现有大学体制与观念上的弊端（“争论”不过是这些弊端的一个反映），又使得新的大师难以出现，北大的吸引力与召唤力正在逐渐削弱，如还不肯面对现实，及时亡羊补牢，季羡林先生所说的“身份”的“下跌”，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编选此书，回顾当年大师们的风采时，已无法陶醉于其间，只引发出无限的感慨。

大学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