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3/4 页)

际是把二人软禁了。 到了中午，谢进屋询问他们想好了没有，二人仍然不答应。张公权特别气愤，当面对谢喊道：“尔能枪杀我否？”谢却以市侩的口吻说道：“急矣？所求者钱，非命也！”说完，就退了出来。天到黄昏，谢忐忑不安，不知能否从他们手里弄出钱来。硬着头皮，进得屋去，探问究竟。钱新之知道打破僵局，只能妥协，便附耳对谢说道：“经与公权熟商，两行愿各借５０万元，共１００万元。”谢却故意强调非２００万元不可，再三商量，又各增加１０万元，共得１２０万元。谢原来担心不好收场，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乐不可支。又对二人致歉道：“司令部初非绑票，不过强借而已，千乞原谅。”①其实，这种强借和绑票有什么不同。谢把借款情况报告给吴佩孚，吴大喜。第二天，两行共送来４０万元。有了这笔钱，吴佩孚才得以开拔。这个强行借款的经过，是当事人谢宗陶亲自写的回忆录里谈到的，是真实无误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直军在财政上困窘到何种地步。 和直军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相反，奉军则财大气粗、粮饷丰盈。两者相较，直军已经露出败相了。 在军事上，直军的武器量少质差，和奉军无法相比。虽然英美给了吴佩孚不少援助，“给吴成立了飞机队，又卖给曹锟３万支枪，２５０挺新式机关枪”。但直军的武器多系汉阳兵工厂制造，质量差，数量少。直系各军不仅枪炮深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山西督军阎锡山索要子弹６０万发。其飞机队的飞机，也仅为航空学校的实习飞机，不具备空战和轰炸能力。各师的装备极不平等，稍好些的是二十三师，枪支较多，但手榴弹也不够用。冯玉祥师的枪支就更少。在重武器上，直军的炮兵也不如奉军。“奉军的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奉军的飞机均为新式，机枪大炮也是从俄、德两国购买的。 在军队的管理上，直军漏洞百出。即以军饷发放为例，可见一斑。当时曹锟的四弟曹锳为军需总监，即后勤部长。李彦青为军需副监，兼兵站总监。这两个人，朋比为奸，贪婪成性。平时发放军饷，李彦青都要克扣。直军共２５个师，每师扣２万元，每月扣５０万元，两人私分。平时在曹锟前没甚面子的，不行贿送礼的，则不发饷。发饷随其喜怒，有的一元不发。冯玉祥的部队就经常不发饷，最后被逼上梁山。有的只发几成，聊以塞责。 有时设下陷阱，令你上套受骗，有苦说不出。有一次胡景翼去领饷，李彦青假意亲切地说：“你先将收条开下，我随后给你送去。”胡景翼信以为真，当即开了收条。但等了几天，不见军饷送来，就亲自去问。李彦青假惺惺地说：“待我为你查一查。”李彦青装模作样地查了查后说：“这钱你已领去了，这不是有你的收条吗？”胡景翼大怒，两人争吵起来，惊动了昏庸的曹锟，问是怎么回事。曹锟偏袒李彦青，也认为胡不对，责问胡道：“他没给你钱，你怎么开收条给他？”胡景翼无言以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恨恨地骂道：“我得了手，一定要枪毙李彦青。”因此，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的反吴三角同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被克扣的军饷，再经军官层层剥皮，到士兵手中就所剩无几了。由此，士兵士气低落，都牢骚满腹地说：“到了前线，给他发两枪，就算对得起他。” 在外交上，直系虽然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当时的直军已经病入膏肓，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了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内阁总理颜惠庆邀请各国公使在国务院，召开茶话会。吴佩孚出席，说明此次讨奉，纯系以扫除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为宗旨。日本公使芳泽当即表示，日本对于交战双方抱不偏不颇的态度。这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吴说：“奉张为叛逆，中央明令挞伐，彼方实无对等之可言。”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外声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日本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前线一时缺乏弹药，张学良同日本联系，日本提供枪弹４０００万发，炮弹１０万发。对攻打直军阵地起了很大作用。张作霖还聘请了一个由１０人组成的日本军事顾问团，亲临前线，帮助制定作战计划。日本也经常把探得的情报，及时通报给奉军。&nbsp&nbsp

奉胜原因（3）

吴佩孚把外交争取的重点，放在日本上。“吴佩孚此时认为应予注意及者厥惟近邻日本，对之特下一番工夫。吴在十余年前曾识日人冈野者，延充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常居洛阳，此番一同来都，因广为介绍日人来见，其中引进有小谷氏。在表面上一时与此方似亦有接近之趋势，而其为脚踏两只船则毫无疑义”。虽然，吴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