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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念使毫无准备的西方世界感到震惊：（1）决心“保证法国在西欧的首席地位”并抵制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和美国）“置我们于从属地位的企图”；（2）深信应联合全欧洲，包括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和最终达成谅解的俄国，但绝对、绝对不包括英国（而且，欧洲的联合只能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唯一最终的实体是单一的民族国家）。他感到，英国——1945年，丘吉尔对于他要求签订一项协定予以拒绝一事就证明了——是一个对公海比对欧洲更感兴趣的岛国，它既是“美国称霸”欧洲和欧洲从前的殖民地的策源地，又是它的代理人。

加文大使后来常说：“戴高乐那项断然的声明说，美国应不干涉欧洲事务……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担负起责任来……他这种冷酷强硬的态度几乎使我大吃一惊。”肯尼迪倒并没有大吃一惊。1961年，他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看到过，并且从戴高乐的嘴里也听到过这一番议论。然而，他说，他们的会谈“是再亲切不过的，我对他也是再信任不过的了。我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关于未来问题的明智的顾问……他对我们坦率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远比在表面上显得意见一致更感兴趣”。总统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将军仅仅是一位怀念过去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但是他却同意另一种看法：认为法国总统是容易生气、毫不妥协、妄自尊大、反复无常并且是难以取悦的。

例如，戴高乐常常谈到需要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鉴于该组织成立后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肯尼迪也认识到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在总统访问之前先到巴黎去安排访问事宜。在这期间，法国外交部一再暗示，由于戴高乐不是那种提出要求的人，肯尼迪应该就如何改组北约组织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显然，戴高乐自己的下属也不知道他的想法。）肯尼迪就征求了他的意见，但是他得到的只是含糊而笼统的答复。将军确实对肯尼迪说过，他认为应把联盟组织起来，以便对共产党人在柏林的每一行动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但是在两个月内，他对一切建议既不参与还表示反对，这就使那种态度根本不能实现。他还告诉肯尼迪，艾森豪威尔那种原则上同意、实际上不行动的习惯使他感到失望，并说多作一些政治和军事磋商是有必要的。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不愿意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关于组成三人理事会的计划，因为在这个理事会里法国将代表西欧大陆所有的国家说话。但是他同意他们两人之间应更多地举行会谈，并同意在外长级和参谋长级上进行更密切的磋商。

然而，这个协定也一无结果。戴高乐对肯尼迪给他的关于核问题和柏林谈判的一些信件的答复是尖锐的、含糊的，或既尖锐又含糊；电话联系的尝试由于两人都使他们的译员不知所措而失败了，所有要同将军或他的代表再次会谈的邀请都被彬彬有礼地搁置下来。例如，1962年9月，戴高乐通过阿尔芳带口信来说，他喜欢肯尼迪，喜欢他们上次的会晤并乐于和他再次会晤，然而由于在一长系列问题上要达成牢固的协议似乎不大可能，所以会晤时机还未成熟。（这个口信与肯尼迪本人拒绝同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议极为相似。）1963年下半年，将军勉强同意于次年3月访问美国。阿尔芳大使建议会晤地点在棕榈滩。肯尼迪说，“要是让戴高乐看到美国生活最不好的一面，那可糟透了。科德角是我真正出生的地方。那里在3月份不会比科龙贝双教堂（戴高乐所住的地方）更阴暗一些。”

肯尼迪对戴高乐在政策和立场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持几分讥讽的态度。这位将军赞成在东南亚（他在那儿是没有力量的）实行中立主义，却不赞成在非洲实行中立主义（他在那儿不是没有力量的）。他相信盟国应强有力地抵抗共产党，但是却常常挑起一些只能削弱这种抵抗的分裂。他感到可以任意使联盟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因为它在军事上保护着他。他想成为北约组织中的领袖，但是却从这个组织中撤走了他的军队。他想代表共同市场发言，但是他却经常对它加以妨碍。“他和我们不同，”肯尼迪怀着惊讶甚于恼怒的心情私下说，“他承认苏联在奥得一尼斯河问题上的立场，同东德人进行广泛的贸易并且接受德国的分裂——然而他却想使西德政府相信他比我们更亲德、更反共。”戴高乐拒绝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偿付他拖欠的联合国的款项，也不肯参加裁军谈判。的确，肯尼迪注意到，在同美国的关系中，他似乎宁愿保持紧张局面而不愿保持亲密关系，为的是想以此来显示其自尊心和独立自主。

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两人却始终互相都很钦佩。戴高乐在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