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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一直到后来与王权直接相连的“九五之尊”。但我确实没有找到中东与“九”相符的后代数目。并且禹时代已经有过九州。这真是让我迷惑的一个问题。 3600年前的商汤老婆就是“有辛氏”，她又是哪个家族呢？是夏商和亲的见证吗？我没有答案。 但我们知道，犹大的两个儿子，早在迦南地迁徙到埃及之前就“死了”。会不会是他们俩带了另外几个家族的共9个同宗兄弟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的“9有”？由于以他们为主，所以全部都从了“犹大”的姓氏，以至于所有这群人都以“有（通“Judah”之“犹”）”命名自己的家族？其实周人之祖后稷之母姜就是炎帝之后的“有邰氏”！此“有邰”与“犹大”是什么关系？ 查《辞海》，“九”与算术的联系也异常紧密。这让人欣喜，因为“尺规”正是用来计算的工具。“九九乘法口诀”据说起源很早，春秋时期视之为“薄能”。我们推测“乘法口诀”起源于商朝当不为过。而数学本身在古代就被称为“九九”。“算计”本身也是“九九”，比如“打小九九”。还有，“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赋税”。“九土”表示山水。“九山”，有解释为“九州大山”。还有“天子居处有九门”。“九天”指“皇室”。“九五”之尊则来自《易经》“九五，飞龙在天”，指帝位。“九龙”则不仅四川省内有古县名，并且它恰处雅砻江上的事实也让人惊讶。不知道香港的“九龙半岛”是古名还是今名。“九丘”《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九台”，市名。“九译”，汉代之前谓不同民族或外国的语言经过的辗转翻译——“九译”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让人浮想联翩，汉代之前按照中国的正统历史观根本与外国没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发生“九译”呢？这个矛盾使正统历史观露出了矛盾的马脚。“九宵”等与土地密切联系的词汇使我强烈意识到，所有这些原本来自于巍峨高大的金字塔，而“九”实际上通“丘”更是显示了与坟丘的联系，也就是“九”与金字塔建设的联系，它指出了金字塔所连带的数学关系。商代是一个数学与建筑、地理大发展的年代，因为他们有了尺规，而同期的埃及正是金字塔技术成熟的时期。 再回到“圭”。中国《史记·伍子胥列传》载：楚国为了捉拿出奔吴国的伍子胥，曾悬赏：“得伍子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看来手中拿圭是个极高的政治待遇。 但玉圭为什么是这样一头尖另外一头方的特殊形状呢？长久凝望玉圭那上尖下方的形状，我豁然开朗。 为什么中国没有埃及那边直刺青天的大方尖碑？首先因为人力和技术有限，古代中国远没有埃及发达。古代统治者往往以制造一些普通人制作不了的东西作为神示，以证明其为“天之子”，比如金字塔、神像和方尖碑等。在中国同样有类似心理存在。 王杖在中国失去作用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埃及法老有金字塔，所以埃及王拿一根小棍就代替象征了。 但是普通人仅用杖根本不能说明自己的权威，谁都可以造一根小棍来指挥天下。没有人力物力制造金字塔和方尖碑的古代中国统治者怎么办呢？中国人以笨重的“鼎”来代替这一切。传说中国最早铸鼎者是禹，目的是从多方面辨“神、奸”，其中一个意思不外是：我能造出这么大的鼎来，你能吗？所以我才是上天拣选的唯一人才，我才是“受天命”的人。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笨重的“鼎”逐步成为王权象征的由来和真正原因。中国最大的商鼎司母戊竟然达到800多公斤，不说工艺，仅只是采矿与冶炼技术也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禹之造鼎，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带来了中东成熟的青铜工艺。之前的中国文化代表应该是陶和玉器。造鼎既是一种新技术示威，也是一种科技垄断。金字塔、方尖碑的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东巨大的方尖碑既是技术的象征也是王权的象征，所以从那里过来的人不会忘记方尖碑的特殊意义，到了中国便简化为玉圭！两者形状一模一样，功能几乎一模一样，分别只在大小。 拉尔夫这样解释一根大约公元前1450年的埃及方尖碑的意义：“作为太阳的象征符号，方尖碑大都成对地树立在神庙的入口处。方尖碑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日晷的指针使用”。这个解释再一次把中国境内的玉圭与犹大家族的“ruler”族徽以及《伏羲、女娲》图联系起来。 对于全球王室用杖、只有中国人用鼎的传统，我还有另外一个猜想：中国地区承认自己从属于中东的母国，所以从来没有为王的非分要求。古代等级森严，对于王权人们从来不敢有所僭越。鼎本为没有政治含义的食用器皿，用来烹煮肉等，后来演变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比如社会政治结构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