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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获得的收益却是稳固而长远的。

一般来说，急功近利是商人的通病。如何能吃小亏，耐一时之难，获取一条不尽财富滚滚来的巨利之源，应该是想成功的商人所必须理性思考的问题。

按照现代代换理论的观点，利是忍之所得，忍的实质是先不求利，而求做事。封建时代，“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书一读便是寒窗十年，所得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纵横商海和遨游书山的道理一样，急功近利的做法，根本别想获得“黄金屋”和“颜如玉”。所以说：真正成功的商人，总是“先不必求利，要取势”。

胡雪岩认为只有首先了解天下大势，才能顺势取势。胡雪岩非常了解：当时，首要的天下大势就是“洪杨之乱”。他看准了“长毛”是不会持久的，官军早晚要把他们打败。既然天下大势是这样，那么浑水摸鱼、两面三刀、投机取巧都不是地道的作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官军打胜仗。“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亏本也要做。要晓得这不是亏本，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势一太平，什么生意不好做？到那时候，你是出过力的，公家自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方便。”

了解了天下大势，就能顺势取势。势在官军这边，自然要帮官军。只有昏头昏脑的那些人，才不计社会大的走向，仅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断送了大好前程。洋人那一面也是这个道理，“洋人虽刁，刁在道理上。只要占住了理，跟洋人打交道也并不难办”。

这种看法，在海禁开放之初，确实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因为照一般人的见解，洋人不是被看做茹毛饮血的野人，就是被视做不可侵犯的神人，结果就无法与洋人平等往来，做出了很多滑稽可笑的事情。而胡雪岩一开始就守定了讲道理、互惠互利的宗旨，自然为他商业上的发达做了心理准备。

一个人的事业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胡雪岩从钱庄伙计成为富裕显赫的商界巨擘，除了他能把握时代契机，还与他卓有成效的取势用势分不开。

首先，胡雪岩借取的是“权势”。在这方面，胡雪岩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他不惜丢掉自己的饭碗挪用钱庄银票资助王有龄，送爱妾给何桂清，在西征时协助左宗棠筹饷运粮购买军火等等，使得胡雪岩在官场有了超常的“权势”。事实上，在官场上的屡屡得手，只是胡雪岩取势借势的一部分。因为光有权势，并不能使胡雪岩的商业活动达到完善的境地。

胡雪岩借取的第二个“势”是“商场势力”。这方面最典型一例就是在上海，他垄断上海滩的生丝生意，与洋人抗衡，从而以垄断的绝对优势取得商业上的主动地位。胡雪岩联络商场势力与洋人抗衡，就是想办法把洋庄都抓在手里，联络同行，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至于那些想脱货求现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钱，拿货来抵押，包他将来能赚得比现在多。胡雪岩认为，只要官府出面封锁，上海的生丝就可能抢手。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住上海生丝货源的绝对多数，达到垄断地步。而与商场势力庞二的联手更促成了胡雪岩在生丝生意上获得优势。不过，胡雪岩审时度势，认为禁止生丝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长久的，搞下去会两败俱伤———洋人自然受损，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所以，这方面自己应该从中协调，把彼此不睦的原因排除掉，叫官场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全力把上海市面弄热闹起来，以赚取最大的利润。此时胡雪岩做势已成，在商场上已有了绝对的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借势取利的目的。

胡雪岩借助的第三股“势”是“江湖势力”。江湖势力在晚清渐趋衰落，主要是因为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引起的。不过即使大不如前，江湖势力仍不可小视，他们一直以各种形式重新组合，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比如国民党时期上海的青帮，蒋介石还曾投帖门下，借重他们以求在上海滩立足。

胡雪岩借取的最后一个“势”就是“洋场势力”。在胡雪岩首次做生丝生意时，就遇到了与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充分利用洋场势力，好好做一番大生意。胡雪岩在洋场地位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纵观胡雪岩灵活变通官商之道，其突出特点就在他的“取势用势”。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胡雪岩知道势力和利益是不分家的，有势就有利，因为势之所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