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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区，由东至西，盘垣着银、夏、绥、宥四州，往西则有灵州与静州，再往西则是凉州，也就是西夏的西凉府。这数州之地，便宛若一条长蛇，盘踞于宋朝的西北边境，护卫着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石越知道银、夏、绥、宥、静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业”，而如今绥州总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银、夏、宥三州之中，时刻威胁着蛇首，特别是银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区，则与蛇腹灵州、蛇尾凉州，形成一个三角形，一朝有事，夺下兰州，不仅可以巩固西线，切断蛇腹与蛇尾的联系，还可以直接威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终于弃之，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佑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天赐之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天赐良机，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

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被白白浪废，也是在所难免。

“故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忽然揖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越以为，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

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贫僧有三策，可献于参政……”

***

数日之后。

大宋尚书省非常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尚书省与枢密院各派一人并同主持，尚书省方面的官员是工部尚书苏辙，枢密院则是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二人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个规模可观的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有关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习惯于模糊的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的要求非常的简单明了：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即以不胜任论处；若报告中发现两处数据错误，即要求其主动引咎辞职。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形象，决意将官僚主义赶出工部。便在当日，苏辙还做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情——两封盖有苏辙印鉴的信件从工部发出，分别送到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苏辙主动请求两家报社派遣记者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在当时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