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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常为共产国际及鲍罗庭辩护，更不赞成立即退出国民党。

当我受命派赴广州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旨时，我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慎重提出要决定最后

是否退出国民党。当时威金斯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中共仍应留在国民党，团结一切

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因不愿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而且时机迫促，也不容许我们作根本的

改弦更张，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较之鲍罗庭所执行的，也不

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结果，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我们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处处被动，只

有听任国民党的实力派，用强制手段来摆布了。

①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辏А⒋骷咎铡⒘帧�

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为委员；由汪精卫任主席；国府委员会之下设

外交军事财政三部，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分任部长。

第三章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洋溢着使人乐观的左倾气氛，但事

实上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固然是汪情卫领导作风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

及汪精卫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而又不能获得适当的调协，有以致之。

我于二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轮绕过香港，直达广州（因省港罢工海轮不停香港）。

我为了获得鲍罗庭的谅解，首先找他恳谈。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消息，颇为不满。我将中

共中央关于广州政策的决定和与国民党中派人物孙科等会谈的经过通知他；并且表示中共中

央和我自己都认为应当首先和他交换意见，如果他赞成这些决定，据以对广州的现行政策有

所修正，也应由他采取主动；我自己则不拟直接向外有所表示；以免予人以我们之间有意见

分歧之感。

鲍罗庭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说到广东在过去半年中，经历了一场艰苦

的奋斗；如非他和广州的同志们紧急应变，也许革命早就夭折了。他接着质问我：“为甚么广

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他

要求让他考虑几天再行讨论；但对我这次先和他商谈的步骤却表示欣慰。

鲍罗庭虽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策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但似觉得这是威金斯基，甚至共

产国际所支持的政策，不能等闲视之。他表示要先问明莫斯科和加拉罕的意向，才能作具体

决定。他对已往没有将广东情况详细报告中共中央，并承认对外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力，

以致引起隔阂一点，表示歉意。我答应他先了解广东实况，过几天再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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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当时广东局势的演变千头万绪，要在几天之内获得全面了解，谈何容易。中共广东区委

会各负责人虽大都抱乐观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他们所谈的要点，

大致如左：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是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斗争的重要讯号。广东的中共

同志，认为廖案的发生，不外两种因素：一是亲共与反共之争；二是国民党内部权利之争，

无论如何，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

廖的被刺，胡汉民派涉嫌最大。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杨刘问题解决后，七月一日国民政

府成立，胡汉民因而失势。廖仲恺当时是扮演着“梁山泊豹子头林冲”的角色，支持汪精卫

接替胡汉民负最高责任。廖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与鲍罗庭以及中共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在

厉行财政统一政策之下，开罪了一些与胡有关系的右派官僚。不少中共同志认为胡汉民本人

及其亲信那时仍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大家都要求一致对外。但

胡派居然刺杀多年战友，动摇了广东政府的基础，这是不能宽恕的。

廖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