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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孙中山先生和大会主席团代为请假。

孙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离开广州，便约我晤谈。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时，在西濠酒店夜

宴后，晤谈即在大厅中举行。我向他报告我发动铁路工人组织和参加二七罢工的经过，罢工

失败后，经过许多艰苦，铁路工人的秘密组织才渐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

日（即当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

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的。孙中山先生也不问我对大会有何意见，便欣然表示赞成；

并说去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比出席这次大会还更重要而迫切，应当从速赶往，至于彼此见

面交换意见，此后还有很多机会。于是我们握手道别，谁知这竟是我和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

的面谈。

孙先生知道我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极力加以弥缝。就在这天的深夜，他

派亲信送给我一封信并附了二千银元，托我捐给铁路总工会，祝贺这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

成功，并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二十三日我离开了广州。我这次来去匆匆，人们也许可以看出我的处境和情绪，也许可

以看出中共内部的烦恼，而国共关系发展的大势，也许可以从这里反映了一些出来。

①　“谈话处”即番摊馆和鸦片馆，为军人包烟、包赌筹饷的所在。

第四章　国共初期的纠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以一个新的政纲来团集革命势力，是令人鼓舞的，但

也是甚难达成目的。国共两党离奇的结合关系，实是中国前途上的一个大暗礁，也是一切纠

纷的焦点。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离开广州；路经上海时，曾将我在广州所发现的问题告知

陈独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国共组织混合，一些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在我

看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要求国共两党在民主的基础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在广州无法

贯彻我的主张，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陈先生对我的说法并没有否定；他似采取“等着瞧”的

态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志们申述，但我不愿再引起争论，所以措词比

较和缓。我着重说因国民党代表大会一时不能结束，又因列宁逝世须停会三天，所以我为了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必须提早北返。北京的同志们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会请假的

举动。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按期于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