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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
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
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
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
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
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在上海
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
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
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
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
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
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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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
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
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
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
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
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
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
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
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
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一次我们与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
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
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
不待说,马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贯彻他的主张。所谓党内小组织问题,恰恰给了他一
个机会,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的主张得以实现。
原来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
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
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大会闭幕以后,这个小组仍照常举行会议,
以讨论劳工问题为主,但因政治是到会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自也不免涉及。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
这一问题;因事来看我的张太雷这次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在商谈一些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工作之后,刘少奇、袁达时等提到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