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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

定门，乘着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里的一个小站上搭上火车，悄然南下。

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那时

中国内部政局是复杂极了；大体说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直皖两系之争日益加剧。段祺瑞

和他的安福系控制着北京的政权；总统徐世昌则与直系军人暗中结纳以示对抗；关外的张作

霖因不满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开始与直系携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国务总理靳云鹏与西北筹边

使徐树铮的权力之争。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有闲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与七总裁③之一的岑春

煊间的争执；此外广州还有甚么挂系、粤系、滇系等等的明争暗斗。上海是南北和会会场的

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军阀进行各式各样政治买卖的中心。这里又是全国舆论的枢纽，

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设在这里。因此，各地民众团体的代表和学生代表也

都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

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

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

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一

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我们到达上海。我和罗家伦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席上陈述北

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

致向北京政府抗争。这主张受到国民党人的反对。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和其他国民党的代表们

表示：我们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我们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无异于变相的承认它了。

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

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

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

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

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

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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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

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

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

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

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

—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

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

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

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

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

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