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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钟了，我忙不迭拿过铁锹，急三赶四刨将起来。那是一把小洋锹，我的力气又不够，一锹下去，也只是一个白印子，刨下一小块冻土，至少也要三五下，就这，也比用铁锨效率高得多。一个小时过去，终于刨出一个米把深的坑来，此时已是大汗淋漓了。累是累点，却还是因为稍有成就而有点兴奋，于是双手紧握洋锹，高高扬起，奋力刨去，这时只觉手心发粘发痛，张开手掌一看，啊呀，竟然是满把的血，原来两只手上不知什么时候磨出的好几个大紫血泡已大半破裂。

此时，天空阴霾起来，寒风乍起，旷野里了无长物，令人感到荒寂和孤独，而手上难忍的疼痛，更让心里泛起一股凄凉感和委屈感。真是到了该离开这片生活劳作了近三年的土地的时候了！我将自己的铁锨交由一位社员拿着，用毛巾紧裹着血泡破裂的手，黯然离去——不是回生产队，而是回县城的家里，去等待大学录取的通知书。

卖牛肉

老黄牛死了，许多社员主张分肉吃，队领导班子不同意，一者私分牛肉是犯错，二者队里要买手扶拖拉机正缺钱。于是决定把牛肉卖掉，牛骨头煮汤，每个出工的社员可以喝上一大碗。当然，煮过的牛骨头，也要卖掉。

牛肉煮成半熟，据说这样最压秤。满满装了两大筐，由副队长、我和一个劳力（男社员）拉着平板车，去县城卖。之所以选我，是因为我是知青，没有私心，由我在旁监视，社员们放心。

初冬的早晨，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雾。我们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不紧不漫地走着，兴奋的讨论着牛肉能卖多少钱。最后副队长敲定，由我记帐，副队长收钱，劳力掌秤。每斤牛肉底价六毛，要价八毛，卖的价格越高越好。

刚走到运河大桥上，就有一个船蛮子（使船的南方人）问牛肉多少钱一斤。我兴奋的刚要开口说八毛钱一斤，却被队长抢先说九毛一斤。那船蛮子嘴一撇说：“人肉也没那么贵！”掉脸就要走。我急了，怕第一笔生意泡汤，又怕副队长的漫天要价把人吓跑，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最低六毛一斤！”这是我头一次做买卖，以为喊出了最低价，人家会还高一点价呢，谁知船蛮子开口就要三斤。我激动的赶紧掏本子记帐，副队长则皱皱眉头，推推劳力，说：“给他称！”卖完肉，副队长对我说：“你嘴可够快的，砍价也要三分五分的砍，你一让就是二三毛，这样可不行，卖不出价的。再卖，由我砍价。”我唯唯诺诺，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的牛肉摊子，摆在了老菜市口，也就是小十字街口，算是闹市的中心，南来北往必经之地，离我家住的文化馆西边的高台子，也就百把米。这是我的主意，因为我是老街人，知道哪儿最有人气，而且街面上的人都熟，不会有人找麻烦，更何况我还有后台：一者母亲是街道主任，二者邻居大爷是工商局长。

“便宜卖了，八毛一斤，小黄牛肉，嫩死了！”副队长一阵吆喝，老黄牛肉成了紧俏商品。买牛肉的，看热闹的，把我们的牛肉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开始时，我还低着头记帐，怕被熟人认出来。渐渐被火爆的讨价还价气氛所感染，看着那么多人争买牛肉，内心升起自豪感，便把头昂得老高，不仅帮副队长收钱，帮劳力割肉，还主动讲起价来——此时一开口可不是底价六毛了，而是九毛。副队长夸我会叫价，买肉的说我越年轻心越狠。

下午三四点，牛肉就卖得差不多了。大家都还没吃午饭呢！副队长让我合合帐，说不卖了，大家上小饭店吃饭去。我坚持让他们去我家吃。副队长推辞了一番，就把剩下的几斤牛肉一提，说：“那就上小徐家吃吧！”

老黄牛肉其实很不好吃，烧了很长时间，还嚼不动。副队长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道：这样的死牛肉，卖六毛一斤都贵了。

2008年9月17日21：50：12

一斤白糖

那是1976年的夏天，和公社会计以及其他大队的几个知青，结伴去县城开会。回来的路上，会计说他想买一斤白糖，留当药引子用。几个知青推荐由我来办，因为我母亲是街道主任，应该可以走后门买到。于是我就收了他的五角钱。那时白糖是凭票供应的，城镇户口每人每月也就是二两，走后门买一斤白糖，也是要好大面子的。

母亲听后，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后，终于买到了一斤白糖。等我将白糖拿回生产队时，已是一个月后了。我一方面让人捎信让会计来拿，一方面想等到去公社时捎给他。但此后，却一直没有了他的消息。眼看那包糖的草纸一点点由潮到湿，急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