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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是在整

个政策已经改变之后和我们会合，所以只须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没有异议了。

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

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

“包拯”⑤，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

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将他研究的结果告诉我，大致指出下列各点：（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

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

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

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

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

等人的疑忌带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

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此后，我们要算计旧账，他并决定以

调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愿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

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我们在陕北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见他有甚么不满意我

的表示。也许他说过的这些话，后来被陕北同志认为不合时宜，因而没有尽力的机会。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西康地区已休息了一个月了，向西北行动的计划，迫不及待，我们乃

决定全师北进。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

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

道泷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

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

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

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

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

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

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

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

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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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①　毛泽东等所部抵陕北时，所剩人数，从未正式公布过。据史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第一四四页）

说是剩下两万人，显有夸大。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似较接近事实。

②　林育英来电的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几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几天，我不记得清楚了。

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

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第六九页至第八四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叶剑英，后来是由周恩来代表的。

⑤　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刚毅峭直著称的官吏，仁宗时除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