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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对闵采尔施用了各种酷刑，但闵采尔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说：“如果我会投降，上帝也会向你们投降！”闵采尔终于壮烈就义了，当时年仅３５岁。他死后，反动统治更加严酷，社会止步不前，而这也正是德国在欧洲发展史上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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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教皇加尔文

１５０９年的一天，法国北部的一个家庭中一个男婴出生了。

盼子心切的父亲乐得合不拢嘴。这位初为人父的主教秘书凝视着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小生命，心里甜滋滋的，“这小子！将来一定不会是孬种，听听，这哭声有多么宏亮！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闻名遐迩的法律家，让他进全国一流的大学！”这位善于遐想的父亲虽然在为儿子设计辉煌灿烂的前程，但他说什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在日后会成为万人景仰的新教教皇，他的名字和一个新教派“加尔文教”永远联在一起。小加尔文在父亲充满希冀的目光中渐渐长成了一个倜傥超群的青年。他顺从地依照父亲的意图进了当时著名的布尔日大学专攻法律。

在大学里，加尔文抓紧一切时间来充实自己。学法律的他又迷上了哲学。路德教的新思想如同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他。大学毕业以后，教学工作之余，他便设法和新教团体保持密切联系。

那时候的法国，时局动荡不安，因为德法战争困拢着包括国王在内的每一个人。国王殚精竭虑焦头烂额挖空心思想寻到一个克敌制胜的妙计，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了在法国传播日广的路德教。“只要那些信仰新教的诸侯能够全力支持我，何愁战争不胜呢？”然而事实很令他失望，他眼里“那些狗娘养的”诸侯们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坐山观虎。“我让你们看我的笑话，我要给你们一点儿好看！”恼羞成怒的国王严令法国境内禁止传播新教，对新教教徒一律格杀勿论。笃信新教的加尔文不得不在１５３４年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先是德国，后是瑞士，他成了无根的浮萍。

此时的瑞士，虽然在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其实是许多独立的州际联盟。发达的工商业，充分的自治权，民主的市议会，这一切都使得宗教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苏黎世一个叫茨温利的神父开始领导东北各地进行宗教改革。他所倡导的新主张诸如：否认罗马教庭权威，反对赎罪券，解散修道院，教士可以结婚，民主选举牧师等等一系列惊世骇俗之举。这些完全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所以当时的市议会对此鼎力支持。

笃信天主教的封建贵族们害怕了，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新教的传播。

茨温利为了加快推行新教的步伐，动用了武力，结果引起了一场意外的内战，他自己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阵亡。新教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正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当中。

正在这一紧要关头，加尔文流亡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他的到来无疑给新教的胜利带来了希望之先。也许当时的新教徒们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加尔文将是新教派战胜天主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筹码，但两年以后加尔文有关宗教改革的经典工作《基督教原理》一发表，新教徒们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大街小巷听到的是一片议论之声。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原理》在传播教义方面甚至要比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还透彻。尤其是其中关于人的等级之分，人们洁身自律的要求太对教徒们的胃口了。

同一年里（１５３６），加尔文的足迹延伸到了当时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内瓦。

当时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废除弥撒、拜圣像、售赎罪券；改进礼拜仪式，改进教会组织，然而当地天主教的势力依然强大，封建贵族们当时不甘心放弃手中的神权，他们不顾历史的潮流，妄想蝗臂挡车，所以在当时，新旧两教进行答辩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新教的另一个教派再洗礼派力量比较强大，主张也要比加尔文教激进得多。他们不断组织平民起事，破坏天主教堂，拆毁修道院，这一切过激的行动吓坏了当局，为了不闹出大乱子，当局先是禁止辩论会的召开，接着开始迫害再洗礼派，平民运动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加尔文教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加尔文不得不再一次惶惶而逃。

时光斗转星移，政局变幻无常。宗教改革的主张毕竟属于进步的呼声，历史的大潮汹涌而来，无人可挡。宗教改革派在日内瓦终于掌握大权，立稳了脚跟，这时他们开始想念加尔文，因为这些新教徒们迫切需要加尔文的宗教理论，需要一个加尔文式能领导群众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