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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废弃时日，为赢得别人的钱财去玩什么博塞之戏，实在不像是君子的行为。

韩愈也不含糊，与张籍一番辩论，坚持己见，同时也很慷慨地承认，自己沉溺于樗蒲实在不太妥当。不过，妥当不妥当是一回事，玩不玩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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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卢喝雉话樗蒲（4）

唐朝时，以樗蒲赌博的风气很盛，也有许多相关的故事留传下来。

御史中丞来俊臣的父亲名叫来操，雍州人。来操与本乡一个名叫蔡本的人是好朋友，两人交往的时间久了，来操竟然不顾朋友之情，和蔡本的女人私通。

蔡本的手中小有积蓄，来操心生贪念，经常和蔡本玩樗蒲，而来操可是此中高手。一来二去，这位蔡本竟然输给来操几十万。

蔡本那点家底根本不够偿还赌债，无奈就把自己的女人送给来操去抵债。这个女人进到来家时已经有了身孕，孩子生下来，就是来俊臣。

来操实在够狠辣的，赢了蔡本的家产，占了他的女人，连人家的儿子也一块儿据为己有。

来俊臣长大以后，倒也和这位父亲心性相通，成为有唐以来最酷烈惨毒的一位御史。

《太平广记》中辑录了一个因为樗蒲而败家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屈突仲任”的人，力大无比。因为是家中的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任性而为，平日里不务正业，喜好玩樗蒲，玩斗鸡走狗。

到父亲去世时，给屈突仲任留下一份丰厚的家产，他从此更加放纵自己，整日里樗蒲赌博，好不痛快，几年下来就把家中的积蓄悉数荡尽。

到了这种地步，屈突仲任还是旧习难改，照旧去玩樗蒲。手中无钱，就开始变卖家中的田地，拆卖屋宇，最后只给自己剩下了一间大屋子，家中的仆役婢女们也是跑的跑，卖的卖，身边只剩下一个小童。

主仆两个都有一身好力气，索性干起了偷窃的营生，每天夜里跑到几十里外，专盗牛马驴骡之类的大牲畜。如果遇到的是牛，他们上前去用力扳住牛角，回身把牛背到背上；如果遇到的是驴马，就用绳索套住脖子，照样回身背到背上。一路跑回家去，背上的牛马早已经断了气。

主仆二人靠着这种营生过了十几年，后来，年老的屈突仲任大病一场，死而复生，从此良心发现，金盆洗手。

屈突仲任在路边搭起一个茅草屋，整天坐在里面以针刺臂，用自己的血书写经文。路人经过那里，看他年迈枯瘦，脸上一派诚敬，都忍不住会施舍些钱粮给他。

玩樗蒲有胜有负，也有许多人从樗蒲上得到好处，甚至因为樗蒲而拣了一条性命。

《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八年，即公元720年夏天，契丹人进犯营州，朝廷发关中军队驰援，大军路过渑池县境内时，在一条河谷中宿营。

哪知道半夜里山洪暴发，河水爆涨，两万多士卒在睡梦中全部葬身洪水之中，只有几个随军的役夫逃了出来。原来当天夜里，这些人趁着别人熟睡之际，偷偷地躲到一边玩樗蒲赌钱，当洪水下来的时候，他们比别人察觉得早，才侥幸逃过这场大劫。

赌博的风气越来越重，带来种种隐患，危害了社会的稳定，自然要用法律来对此加以约束。《唐律疏议》中就有这样的条文：

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举博为例，余戏皆是。赃重者各依己分，准盗论。输者，亦依己分为从坐。

而具体量刑的标准，要看赌博输赢的数量。比如输赢不满五匹布帛的，各杖一百。如果超过五匹则以盗窃论罪，以五匹折算为一年的徒刑。

对于聚众赌博者也有规定：如果取利（也就是抽红），与赌博同论；若不取利，杖一百。如果所得全部用于招待赌客的饮食所费，不论罪。

《卫公兵法》对此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以防止军人沉溺于赌博：

诸军中有樗蒲博戏，赌一钱以上同坐，所赌之物没官。

赌博的风气也影响了青年学生。《全唐文》中收录一篇给事中冯伉的奏文，指出如果学生犯有“艺业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等过错，马上就会被解退。

走索冲狭呈百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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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元年间，因为玄宗皇上喜好百戏，地方上便互相攀比，都想弄出一种新奇出众的巧技，既可以取悦上司甚至皇上，还能靠它赚到大钱。

嘉兴县为了搞出一出好戏，上下官吏四处寻访民间高人，最后甚至寻到了监狱里，结果还真有一个囚犯站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