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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姚公鹤说：“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所在，每不准华人之擅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公园禁止华人于理较欠圆转，不得已，就苏州河浜，南自白大桥起，另建华公园，为华人游息之所。此项公园建筑，远不逮西公园，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树木尚少攀折。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后，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苏报》案发生后，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时，杨度拒绝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五大臣出国考察遇刺，绍英受伤较重，端方急欲启程时他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孙中山前妻卢夫人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卢对人说，对孙先生，“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常识唔够，更唔识英文。我又缠脚，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样可以帮先生呢？”

1920年10月，在梁启超等支持下，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等由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派到苏俄采访。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调查方法，因为他们并无新闻记者的经验。俞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一度社会上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