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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有什么随时可以抓住似的。

迷糊时，我会以为她能从空气里抓出一条鱼。

阿满倒是经常弄些小指样大的小鱼小虾来，它们摆在石头桌子上时已经用稻草烧熟了，他恳求的看着我们，那样儿真担心我们嫌弃他，不肯吃他的东西。

我们巴不得呢，几只小脏手一下就把石头上的鱼虾抢个精光，他激动得直搓手，难为情的笑：

“我搞得不够多，不够多，如果我再捞久点就好了。”

每次都这样说，每次都这样激动，象是他欠我们什么的。于是，他一直在偿还，然而，离偿还的目标很远很远，仿佛他要偿还一辈子。渐渐的，我们心安理得。奇怪，我们从没有谁和他一起去打鱼捞虾。

阿满的母亲走到哪，常会有一些狗跟在她后面叫，也有一些孩子围着她跳，编着讥笑她的歌词，甚至朝她扔石头。

我就曾经朝她扔过石头，不过，和多数孩子一样不敢扔中她。不知为什么，我讨厌她。篷乱干枯的头发下面，她的脸象苦瓜一样随时会拧出滴滴苦水。每当我们欺负她时，她便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恳求，讨好。然而，那笑不能增加我对她的好感。

可是，我没见她生过气，骂过人。可我和一些伙伴不理会，以能欺负她为乐趣。

更奇怪的是她还能呱啦出几句话：

“你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当好革命的接班人，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了做坏事啊。”

她的话很诡异，听起来很象某种怪鸟在阴惨惨的石头缝里呻吟。

快乐有时不止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有时还是建立在别人的懦弱和自己的无耻上的。如果有谁说儿童是天真无邪的，至少我不是，那些扔石头戏弄她的孩子也不是。用无知这词也不能解释我们的无耻。

听说，她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的她唱着革命歌曲走路快得象风，人还没到歌声就先到了，接着是人和爽朗的笑声到了。也许是过于亢奋吧，在某年的冬天，她和一帮人唱着歌到山里面修水利，一不小心就从十来米高的悬崖摔下来，身上的骨头断成了几节。

当她能从床上下地走路时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听说她曾经是什么积极分子呢。

我不管什么积极分子，我在乎的是阿满的鱼虾，自从阿满的鱼虾常常摆在那张石头桌子上后，一段时间内我不再欺负他的母亲了。

他的母亲经过时，他会凝固不动，双手用力捏着牌，满面通红，偷偷又祈求的望着我们。我们明白他的意思，装着认真的打牌，不再看向他的母亲，更不去作弄她了。

阿满似乎很感激，输牌的次数更多了，我们吃上他鱼虾的次数也更多了。

可燕子不高兴。

燕子的头发总是很整齐，那些乌黑发亮的头发紧紧的贴着她的头皮，有时，她会在耳朵上梳两条辫子，有时会在后脑编一条又长又大的辫子。结实而简洁的脸蛋常常红得象彩霞，和蓝天一样透明的两只眼睛一闪一动的。就是随便看一眼慢腾腾拉车的疲惫的水牛，水牛都会象刚吃了一捆绿草喝了一桶盐水似的精神大振，拉得更多更快。

“喏，阿满，你也吃！”燕子的手灵巧的在那堆香喷喷的鱼虾中间划分，眨眼间，几堆均匀的鱼虾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

那张石头桌子的功能真多啊，既可以玩游戏，又可以让一个又一个人的屁股坐在上面，特别是鸡也可以在上面拉屎。现在变成饭桌了，不，比饭桌还厉害，它直接盛着我们渴望的食物。

阿满红着脸搓手，样子很感激：

“不，我不，我不吃，你们吃，我吃了很多了，真的！”

“你吃不吃？你一定要吃！要不你别和我们玩了，啊，你想去我家玩吗？”燕子说。

我心里酸溜溜的，望着阿满觉得他长得实在难看：眼睛虽然大可鼻子头有鼻屎，衣服虽然比我的干净却只剩下一粒不会发光的布扣子。

燕子闪亮的眼睛射向我，只听她温柔的说：

“小佳哥，你也来的，你象以前一样一定来的，是吗？”

我心里就是有一百桶酸醋刹那间都漏光了，一阵快活的风打着旋从我的身边经过，我一下子就原谅了阿满的鼻子头和他的那粒扣子。

燕子的家在我们孩子中间最响当当的：一道高大的竹篱笆围成一个大大的圈。圈里一套三间头的整洁宽敞的泥墙屋子住着她一家五口人，屋子前左右各有一间小屋子，一间屋子有成群的鸭子，另一间养着两头饿起来嗷嗷乱叫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