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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4）

19世纪20年代，比马伯爵事件具有更大文化影响的是《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的发表（先是1821年在一本杂志上连载，第二年出书）。它的作者是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昆西守寡的母亲一手把他养大。他的母亲性情冷漠，对人不屑一顾、心存戒备，一副不许人乱说乱动的样子。他持有会遭报应的宿命观，很容易让那些比较坚强的人看不起，要他承担个人责任就浑身不自在。他的幻想有一点自我精神虐待，导致他自我禁欲。然而最糟糕的是，他在成人以后依然像小孩一样没有自立。他没有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很长时间里把日子过得就像跟他母亲唱反调一样。德？昆西1804年犯面部神经痛时第一次服用了鸦片，止痛效果非常明显。之后他不断服用鸦片酊，先是用于止痛，后是用于解脱生活困难和情感困扰；后来把它用于消遣。他定期每周一个晚上在服用鸦片酊之后出席音乐会或听歌剧，他发现这样可以激发对音乐的“愉悦感受”。这些音乐鸦片夜晚使德？昆西成为最早有意识服用鸦片增强审美乐趣而不是止痛的欧洲人之一。

服用麻醉剂的人，有时采取极端的情感态度，或者声称有强烈的情感经历，以掩盖他们在普通情感方面的匮乏。他们热衷于鲜为人知的仪式，以替代常人的责任。有些人喜欢的自我形象是那种在黑暗之地出没的孤独客形象。在大城市中的默默无闻助长了他们的自尊自大，正如鸦片吸食者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爵士（1803—1873）1872年指出的那样：“一个生活在无数人之中的人，除了一个人——他自己之外，从不关心任何人。”正是带着同样的情感，德？昆西在服了鸦片酊之后去考察伦敦的贫民区。在这些考察中，他满足于做一个隐形的观察者，他喜欢那种在人群中的孤独感。他后来居住在爱丁堡的文学才俊之中，被誉为不同凡响的善谈之士；但是，他的崇拜者的企盼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他只有试图用药物来恢复他衰竭的体力和精力。贫困交加，又受自己会遭厄运的想法的折磨，他只有频繁服用鸦片酊。到了1815年，德？昆西的日服量为320格令（8000滴鸦片酊），尽管后来有所减少。他的鸦片幻觉引起“隐隐约约的恐惧，只要我醒着，就缠绕着我，挥之不去”。他的噩梦可以追溯到1818年，他对其中一个噩梦的叙述再现了他的罪恶般恐惧。

猴子、长尾巴鹦鹉、大冠鹦鹉朝我瞪眼，冲我嘶噪，对我龇牙咧嘴，唧唧喳喳。我跑进塔里，在塔顶、在密室禁锢了无数个世纪。我成为偶像，我变成牧师，我受到膜拜，受到供奉。我穿越亚洲的所有森林，逃脱布拉玛的惩罚。守护神毗湿奴憎恨我，西瓦在等着我。我突然遇见生育之神伊希斯和冥神奥西里斯。他们说，我做了一件壮举，令朱鹭和鳄鱼颤抖。我活了几千年，死后放入石棺，与木乃伊和狮身人面像一起，葬在永恒金字塔中央的狭窄墓室中。我受到鳄鱼的毒吻，被埋在芦苇和尼罗河的淤泥中，遭受了所有难以表达的失败。

1821年，德？昆西回到伦敦，立志重新提笔写作，试图摆脱贫困。他下决心后的第一个成果，便是《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连载发表。首先，创作这些《忏悔录》是为了满足他对钱的迫切需要。随后，德？昆西需要满足（即使不是迎合）那些中产阶级读者的喜好。他的《忏悔录》深受欢迎，正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19世纪20年代的精神。他自己，还有其他人，把钱浪费在不堪回首的过去。他的写作手法为后来想要超越，想要惊世骇俗，或者想要反叛而又不完全放弃时代道德规范的人树立了榜样。特别是，他批判了东方食用鸦片者麻醉自己以求快乐的传统模式。“土耳其食鸦片者，看起来荒唐透顶，像许多骑马雕像一样，坐在圆木上，一副傻相。”相反，他像任何人寿保险商一样，极力提倡提高生产力。在他《忏悔录》的所有自贬之中，明显地，他为一件事而自豪：“我们，在英国，比任何国家都可以更绝对地说，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不论贫富，我们人人都有事做。”他以懒惰的西班牙公爵为例，说明“有确凿证据，表明懒惰习惯影响许多代人”；或以意大利农民为例，“他们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游手好闲”。布尔沃－利顿1846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劳动是精神的精髓……最无用的人在俱乐部打着哈欠，或者在卡拉布里亚的阳光下数着地毯上的害虫，他们没有任何借口说想要……目的。”同样，他们的鸦片同伴柯勒律治称赞“卓有成效的劳动和很好地使用时间带来的”快乐，猛烈抨击与“可怕的自我惩罚的鸦片恶习”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