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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续不断的焦虑，缺乏各种快乐，特别是缺乏家庭快乐，这些都源自与生存手段有关的重重困难和不确定因素，使脾气变糟，使心堕落，或者让人走上放任沉沦和野蛮之路，或者狂热兴奋之路。

作为对这一新兴机械化时代的世俗化倾向的反应，19世纪初的毒瘾更加意味着罪恶和自掘坟墓。有毒瘾者被视为折磨自己的魔鬼，陷入永恒的诅咒。柯勒律治视毒瘾为罪人地狱般的自我折磨：“为地狱里迷人的激情和罪恶所束缚，然而，借正确理解之远望镜，观察和描述天堂，还有通向我同伴之路，该死的”。他认为，地狱就是……一个有病灵魂的状态和自然结果，它自甘堕落，而且还被从前庇护它的器官病所折磨”。

这些变化——对人类行为和管制具有长远影响——在欧洲文化中发展变化，享有特权的人服用鸦片通常被信任，而穷人不行。1805年，梅尔维尔勋爵（1742—1811）被指控贪污的时候，他的妻子卧床不起，“仅靠鸦片酊支撑”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2）

。同样，在巴黎，贵妇人们需要用鸦片安慰自己时，不必躲躲藏藏。阿布昂公爵夫人（1785—1838）守寡不开心时就抽鸦片烟。她是拿破仑手下马赫希尔？朱诺的###。马赫希尔？朱诺被流放到伊利里亚省，他曾经派遣两个营的克罗地亚部队赶走杜布罗夫尼克的一只夜莺。后来他跳楼而死。她的沙龙为巴黎的那些才子们所喜爱。“来宾在这里肯定可以遇上所有活着的波拿巴时期的遗老遗少；少数几个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特色，就像他们的装扮，具有更极端共和的偏见和方式。”烟是对她情感的一种慰藉，而不是过失。梅尔维尔夫人和阿布昂公爵夫人的行为，没人认为是可耻的。但是，人们强烈反对把类似的习惯慢慢地传给穷人。“服鸦片的习惯在可怕地蔓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1808年哀叹道，“在索普小镇，药商告诉我说，他通常在交易日卖两到三磅鸦片，一加仑鸦片酊——全都卖给劳动阶级——在整个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那是下等社会的人们常要的量。毫无疑问，这需要法律的介入。”然而，对于富人来说，他认为公开宣传比立法更可取。1816年，他对有利于保护高层有毒瘾者的决定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谁敢以此污蔑威尔伯福斯先生在这一事的名誉？可是，他许多年来一直对此不可缺少。随便找一个有名的药师或医生打听一下，尤其在西城，有关高贵男女中这一祸害的发生的频率。”

这个祸害的确害苦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国王本人也依赖鸦片酊。乔治四世（1762—1830）从一个聪颖、生气勃勃的男孩，长成一个健美的年轻人。值得赞誉的是，他是从一个毫无品味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唯一成功资助建筑和艺术的人。然而，他一切都很奢华，不到30岁便成了一个肥头大耳的酒色之徒。1811年当他仍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他用鸦片酊的事就已有名。那年秋季，他的父亲因病无法理政，作为摄政王，他希望增补更多亲臣的努力遭到失败。这时他因奢侈无可挽回地陷入债务之中。后来，到了11月份，他在跳苏格兰高地舞时，扭伤了脚踝。这场事故引发了他身体的全面崩溃。他经常趴在床上，每隔三小时服100滴鸦片酊。侍臣威廉姆？弗里芒特爵士（1766—1850）报告说：“他什么也不愿签，跟谁都不谈正事。”虽然亲王的弟弟坎伯兰公爵（1771—1851）　抗议说全是“假装的”。弗里芒特觉得，“他为眼前的一切如此担心和困惑，觉得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他却又深受困扰，全无勇气，完全不知所措。”亲王身体崩溃的现实，或者说他像奴隶一样依赖鸦片的现实，是毫无疑问的。他深受折磨。他的医生沃尔特？法古哈爵士（1738—1819）　如此说：“全身疼痛不堪，以致造成神经过敏，几乎接近神经错乱。”1812年亲王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他的贪食和他的医生不愿违他的意，造成了他的鸦片酊用量断断续续但逐步地增长。

1820年继位以后，他的恶习变得毫无节制。他狂饮樱桃白兰地和滥服鸦片酊，对此他的医疗顾问看法不一。威廉？奈顿爵士（1766—1836）认为，鸦片酊“会让他发狂”；亨利？哈福特爵士（1766—1844）　认为，如果不给他鸦片酊，精气会使他发狂；如果不有节制地给他服少量鸦片酊，他就会服更大的量”。这些放荡没有改善他的行为。枢密院书记员查尔斯？格雷维尔（1794—1865）发现他是“一个宠坏的、自私的、可恶的畜生。除了只知道让自己快乐，什么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