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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南按：应为温庭筠，罗氏误）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21】罗家伦此语虽含调侃的意味，并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当时傅氏的志向与心境。

到了归国前的最后一两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就是十九世纪被推崇为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按兰克的理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资料。其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兰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间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I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说道：“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欧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对此评论说：“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富有魔力的短句。”【22】由于兰克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事实或许是偶然的枯燥无味的──也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后世史家把兰克的理论与他创造的学派又称为“实证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欧洲史学界。当傅斯年来到柏林大学时，兰克学派依然雄风不减。傅氏在求学的道路上经过几年的摇摆晃动，最终选择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并作为重点研习对象和安身立命之托，与当时欧洲的学术大气候自然有着密切关系。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抉择，引爆了一场影响久远的中国史学辉煌的革命。　。　想看书来

柏林日夜（3）

通过陈、傅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渐渐汇入同一大海的历史脉络。许多年后，当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著名史家王泛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时，发现了傅氏当年的手稿、笔记和他与民国学人来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记录于柏林大学求学后期。把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对照，竟发现二者授课的教授相同，从而可知二人上过同一教授的课程。已知的是陈寅恪对梵文大师吕德施极为推崇，而傅斯年档案中所见，在他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载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授课内容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开承认他是受了陈寅恪的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的。王泛森根据这些材料，结合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判断，认为傅斯年这一时期开始大量购买比较语言学方面的书籍，进一步“有点怀疑陈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23】。王氏这一推断当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从后来陈、傅二人的学术交往与思想沟通中亦可见出。

陈寅恪常谓“读书须先识字”【24】，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必须要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专门对各种古代文字与考证下工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习，当时他在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这一个半月中，看来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马克余之房钱，像前者，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减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汉）的语言学（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25】

当傅斯年最终决定转向实证主义史学，便显示了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学业大进的程度出乎诸生意料。面对傅氏咄咄逼人的锐气，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26】五短身材，却聪明绝顶的俞大维遂调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避免了与傅胖子的直接对垒交锋。学成归国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