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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解救的办法。数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章，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范仲淹所说的十件事是：

（1）明黜陟，即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

（2）抑侥幸，即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

（3）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

（4）择官长，即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

（5）均公田，即调整多寡悬殊的官员“职田”，防止和减少贪污。

（6）厚农桑，即组织和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7）修武备，即招募京畿卫士，并组织他们务农。

（8）减徭役，即裁并州县，减轻农民徭役。

（9）覃恩信，即督责地方落实执行赦令等恩泽。

（10）重命令，即严肃中央政令。

仁宗皇帝对范仲淹提出的大多数内容予以采纳，并参考其他大臣的建议，颁布了多道诏令，实行所谓的“新政”。

十月，仁宗根据《十事》之“择官长”和欧阳修的建议，颁布了新政的第一道诏命，即选任了一批按察使，派往各路视察官吏状况。范仲淹根据按察使送上的有关各地官吏状况的报告，亲自圈选各路长官，见到不合格的，立即以笔勾去。富弼看着范仲淹勾人都觉得心惊肉跳，提醒范仲淹说，你在名单上勾勾画画倒是容易，这一笔下去恐怕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些吧。

新政陆续实施，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行政秩序，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比如范仲淹派出按察使，大胆揭发各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并要求朝廷立即罢免他们的官职，但大面积更换官员谈何容易，副作用也很大，甚至可以使地方行政系统瘫痪；即使更换，地方官员也不欢迎范仲淹新举荐的各路监司官。又比如科举考试增加了新的内容，这让原来只知背诵经义和诗赋的举子感到无从适应。

因此改革不到半年，朝廷中对新政的措施便议论纷纷，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更是千方百计地攻击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

之前范仲淹入朝而夏竦被逐一事，曾令国子监直讲石介十分兴奋。当时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将范仲淹等人入朝称为“众贤之进”，将夏竦被逐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对此怀恨在心，开始想办法整石介。

富弼入朝后，石介写信给富弼，鼓励他“行伊、周之事”。夏竦得知此事，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笔迹，练成之后，篡改了这封信件，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这里伊是伊尹，周是周公，霍是霍光，分别是商朝、周朝和汉朝的辅政大臣，不过霍光在汉昭帝去世后，曾先立昌邑王刘贺，后又废刘贺改立汉宣帝。

伊尹、周公连称是指辅佐天子的贤臣，而伊尹、霍光连称则成了废立国君的权臣。这一改非同小可，等于诽谤改革派的势力已威胁到君权。此事传出，范仲淹与富弼十分恐惧。为了避嫌，立即请求出朝巡边，不久分别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和河北宣抚使，庆历新政陷入僵局。

这时，宋夏和议形成，各地的叛乱与起义也已*平息，仁宗皇帝突然觉得本是太平盛世，所谓的新政只能引起纷争不断，令他厌烦。不久，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引荐人晏殊罢相，谏官蔡襄和孙甫等人自求外放，新政的领袖与骨干几乎全被排挤出朝，朝中只剩下枢密使杜衍尽力保护尚在朝中的革新派官员。

然而反对派并不罢休，杜衍的女婿、进奏院的苏舜钦在一次活动之后宴请来宾，席中有位王益柔戏作了一首《傲歌》助兴，诗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诛杀王益柔。幸得韩琦及时进言，仁宗从轻发落，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甚为得意，声称“一举网尽”。

接着反对新政的一派官员继续攻击新政官员相互支援、结为朋党，仁宗开始听信。到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被正式罢去宰执职位，贬为知州，杜衍罢相，韩琦也被挤出朝廷。随着革新派官员被尽数赶出朝廷，新政的各项措施也在反对声中被基本废除。

同一年，石介也被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便在家中病亡。当时，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杀抄家，石介以前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