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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深受这些武侠小说所描述的情节和观念所吸引……”

可惜，可是，也可悲的是，一般人仍对她喘之以鼻，认为这类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把阅读这类小说的人视为低级无聊，好像“看武侠小说”竟是一种“罪行”。大家一面读他，一面骂她，一面笑她，一面侮辱她，却并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她，并歧视她的存在。

那段期间，正从童稚迈入少年的我，也从武侠的阅读者进创作者（包括口头讲述）。那约莫是60代初至末的事，金庸、卧龙生、诸葛青云、金童、金锋等人小说，已逐渐风靡华人世界。在新马亦已开始流行。

我把“绿洲文社”和“天狼星诗社”办至高峰期间，毅然放下一切。赴台进修。由于自己的不甘寂寞，而且确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于是在大学课程的同时。也办文艺社团，大概花了五、六年的光景，成立了“神州诗社”八部六组，办了试创山庄。出版过十几种不同的期刊杂志，也成立过出版社，虽然出版诗刊、文学刊物是我们的理想和指标，但真正嫌钱的，足以维持我（们）生活费的，却是武侠小说的推出——包括《神州奇侠》、《血河车》等作品。

这段期限，我们由草创的六人。在短短三、四年间成了三、四百人以上的阵容。亦可算是当时仍在“戒严”时期的台湾纯民办有组织的文学社团中最具“声势”（许或只是“虚张”）。我因而接触不少年青朋友，当然，年长、年少的都有，而且每年、每月、每天如是。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完全不同的行业里任事，他们大都爱看武侠小说。不过，他们也认为武侠小说非关文学，只是消遣，只算娱乐，甚至认为我从事武侠方面的创作，是对正统文学的一种“高经叛道”的行为。其中有不少本来对我“颇为看好”的师长，为我“误入歧途”（事实上，我仍保持大量“纯文学”：包括诗、散文、小说、评论的写作）而忧心、惋惜、唏嘘和指责。

说真的，我写武侠小说并非为了生活（在那时候，我正年轻。以当时“形势”——当然也是“虚张”的——我若为糊口，大可不必选择”笔耕”这条路子），而是想寄情和舒展自己多年来的抱负和信念。我也遇上好些志同道合者，他们开始正视武侠小说的特质与成就，也有些颇具慧眼与心得，但他们都“光说不练”，批评的多，理想大高，绝少人真正为“武侠是不是文学？可不可以是文学？能不能成为文学？”恳恳切切、踏踏实实地做些事。

不少大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诗人、政客、社会名流，都迷上（或曾迷上过）武侠小说，但他们却照样看不起武侠小说，也不正视自己曾有这种“嗜好”。这时期，不少人都在写，但由于她是一种大众消费品，大家只忙着粗制滥造，以致武侠小说多如汗牛充栋，目不暇接。只能算是一种“谋生的工具”，而不是“理想的寄托。”然后认真悉心写好她的人，显得少之又少；杰作巨构，更万中无一。这更促成鄙薄她的人更振振有词，武侠更成为怪力乱神，暴力血腥（有时还加上妄诞变态色情）的代名词。在那年头，尽管古龙已崛起江湖，古龙式的电影辄风行亚洲各地，但她仍给视作“毒草”，“香花”从来不往她头上戴。

70年代初，我和我社里的友人。曾在我们的刊物上，（在74、75年间）召开过座谈会，讨论金庸（当时他的作品仍只能在“地下”传阅，仍未“正式登场”于台湾文坛，那当然是非关作品质素，而是其他敏感的政治因素之故）、古龙的作品，引起热烈也激烈的反应，几乎把我们文社也视作“毒害人心”的“黑道”。我的《四大名捕会京师》、《白衣方振眉》是在台湾最早以纯文学书籍包装、以“武侠文学”名目推出的武侠作品系列（由“长河出版社”约英在76、77年间出版），非常意外的得到好评，销量也好，许是因为在这之前，从没有这样做过，接着，古龙和金庸等的书，都纷纷以这个“以正视听”甚至更加华贵美观的方式推出，从此成了风气。

在这之前，台湾全省有上千家租书店，他们出租的大都是武侠小说。那种装订甚差、设计也不讲究、质素更十分低劣的薄薄小册，甚至连作者版权也从不予尊重，时常张冠李戴，颠三倒四，作品也良莠不齐，盗印翻版，不胜枚举。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有群众支持、消费价值、传统特质、文化菁华的一种文学特殊类型。却受到这样的贬待、歧视和忽略，虽然不知有多少高质素的读者仍为她疯狂入迷。

台湾那时候注重现代文学（正统文学当代化的一种统称）和乡土文学（台湾本土文学）

的抗争与对垒，对这种跨越界限、不分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