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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采用严厉的刑法整顿社会治安，是秉承了皇帝的旨意。

2月7日，阴历除夕，文宗下旨，命令张亮基、潘铎和曾国藩共同负责在湖南招募兵勇。

2月10日，大年初三，文宗再次颁旨，说自己在皇宫内日夜思考除莠安良的事情。他说，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铲除恶心，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让地方得到安宁。浏阳和攸县等地的匪徒，只有总督和巡抚认真查办，并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

曾国藩接到谕旨，立即向湖南各个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和逃勇格杀勿论。他自己在长沙招募勇丁，揭开了严厉打击会党和其他造反武装的序幕。

凡是破坏社会安定的疑犯，解到之后，罪行一经查实，只有三种处理办法：罪行严重的立即斩首，罪行较轻的用棍棒击毙，罪行更轻的也要挨上千百鞭笞。

审案局打乱了原有的办案程序。有些嫌疑人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审案局听说了，立即把他们提来，毫不拖延，讯问出了供词，就立即正法。曾国藩不但要杀一般“恶民”，连贪赃枉法的官吏也不放过。

曾国藩认为自己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有人说他尚武，用刑严酷，缺少仁心，他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南能够有所作为，首先是因为他采取的严厉措施，与皇帝的意思非常吻合，能够挟天子之威而雷厉风行。其次是得到了巡抚和布政使的全力支持，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他借助审案局办案，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全省。

曾国藩认为，在这次战乱之前，人们过惯了太平日子，官场作风因循陈腐，官员们脱离了民众，致使违法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他命令长沙城编查保甲，管理好户口人头。他还亲自给各个郡邑的官绅写信，告诉他们，如果发现土匪行盗，只要写密函报告省城，就可以拿出巡抚的令旗，就地正法。可以斩首，也可以用棍棒击毙，用不着再给监狱添麻烦。

1853年，咸丰三年（7）

曾国藩致力于认真考察民间的利弊，改革赏罚制度。他在文章中引用岳飞所说的“不要钱，不怕死”，作为自己的誓言，使人们对他寄予厚望。

曾国藩善于用忠诚感召人心，每当有乡下的学者来拜访他，他都是和言细语，谦恭有礼。他会耐心地听完对方陈述意见。如果提议可行，他就斟酌照办。如果提议是他不能采纳的，他也不会横加指责。对于下层的来访者，他也以礼相待。于是人人都想得到提拔，都愿意为他效力。他权衡各人的才智和特长，酌情使用，无论是聪明伶俐的才俊，还是忠厚谨慎的老实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位置，可谓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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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湖南没有战事，只有团练部队进行小规模的绥靖行动。

湖南书生率领的勇丁，能征善战，骁勇无畏，已经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视。于是，当战火在湖北熊熊燃烧的时候，江忠源的楚军又被派上了用场。

武昌失守后的种种情状，由于路途不畅，经过一段时间，才为清廷所闻。文宗大为震怒，于2月3日下令逮捕徐广缙问罪，任命张亮基代理湖广总督，任命江苏人潘铎代理湖南巡抚，任命向荣为钦差大臣，统帅湖北的清军。

为了防止太平军北上，文宗又派大学士琦善为钦差大臣，带领直隶提督陈金绶和内阁学士胜保，从河南出兵。武昌的东边，则由两江总督陆建瀛任钦差大臣，部署兵力，防守长江沿岸和安徽。

清廷很久没有打过仗了，文官中很少有人懂得军事。陆建瀛虽然在文章上有些声望，但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仓促间招募兵勇，还没有集结。他先派三千军士前往湖北黄州，在武穴老鼠峡扎营，自己率领松江营的两千几百名军士溯江西上。

清军已经有所部署，密切关注着洪秀全起义军的动向。

洪秀全进入武昌之后，欣喜地看到自己已经拥有五十万大军，水师则集结了几万艘民船。他与杨秀清等人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太平天国的王爷和将领们，大致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就在武昌建都，然后派兵向西北方向推进，取道襄樊，再向北挺进中原；另一种意见，则强调金陵是天府之地，财富丰饶，应该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再图进取。

杨秀清力主向东进军金陵，洪秀全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太平天国定下了东进的方针。

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昌，全军分为水陆两路，向东挺进，目标是攻占安徽和金陵。辎重和妇幼，都乘船行进。万舟启航，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