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1/4 页)

60年代以后，大学校门实质上已经对农村地主富农子女关闭。虽然“###”前没有任何文件明文禁止地主富农子女上大学，却是当时的既成事实。这些情况在“###”之后一度有所披露，其中曾引起过震动的，是钱宗仁（1942—1985年）的经历。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勤奋好学，却因出身富农而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后来只身到新疆谋生，成为实验林场一名职工。“###”期间被批斗并遣送回原籍，1974年落实政策回到新疆阿克苏。他天分甚高，刻苦自学过高等数学等诸多课程，并达到了一定水平。他长达20年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一位到当地采访的女作家，她于1984年写出报告文学《胡杨泪》《胡杨泪》，《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提出“左”的思想埋没人才和摧残人才等在当时算是非常尖锐的问题，钱宗仁的事迹由此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此后仅仅一年（1985），他就患肝癌去世，时年41岁。

钱宗仁一生行迹，我们这里不拟多费篇幅，只想根据钱宗仁的自述和几篇曾公开发表过的证明文件，叙述他当年不得入学的经过，这些出自当事人之手的文件，应该是基本可信的上述材料均见于朱正编：《不要忘记钱宗仁》，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钱宗仁于1962年第一次报考大学，据他在《冤屈集一身，丹心有谁识——一个自学青年的经历自述》中回忆：“我的高考成绩特别优秀，据说列全省前10名中。清华大学录取小组正准备录取我，王寿松（注：钱所在的湘乡二中党支部副书记）赶到招生办公室，将我的政审结论改为‘不宜录取’加盖公章，要回材料，最终被淘汰。”

回乡知青的处境（6）

1963年他再次参加高考，据证明材料：

湘乡县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焦仲付（1983年3月22日）：“（钱宗仁）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该员8月份接到通知后，9月即应入学，由于该大队已开展面上四清，蹲点的公社副书记×××即向该大队的干部打招呼，不让签发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因该员家庭出身富农，钱再三请求，未予解决，只好空手赴哈工大……”

浒洲大队（1982年3月31日）：“钱宗仁住我大队第二生产队，富农成分，本人系地富子女，于1962年在湘乡二中高中部毕业，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时我地正在开展农村面上四清运动，由于当时极左路线影响，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四清工作队认为，地富子女不能上大学，加之其父钱福乔那时表现不好，所以就未发迁移证，拒绝了他上大学的机会。”

钱宗仁空手到哈工大，三个月后终被送回。

1964年第三次考大学，据钱宗仁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材料（据遗稿排印）：“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了，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宗仁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些勉励的话，但一经讨论，觉得不对，说他若上成学，不就说明公社以前都做错了吗，现在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害得钱宗仁满怀希望地准备了几个月，没有拿到准考证。”

钱宗仁由于学习成绩特别出色，曾深得教师和一些干部的同情，所以才会有考取大学再被退回等一系列波折，至于一般地富子女，早在学校政审那一关，基本上就已经以“不宜录取”为由而被淘汰出局了。

在学校的青年对于未来多少会抱有憧憬和希望，回到农村便一切终成泡影。“四清”之后回乡的地富子女，是被当地干部和农民与地富同等看待的。有些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抱怨说，回乡后，当地不让他们担任生产队干部，甚至有的队干部只让他们参加地富分子会议。有的党支部不准团员与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结婚，回乡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对象，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山东有个1956年即已入团的地富子弟向团报写信反映说，回乡后团组织开会从来不通知他，他因此而十分苦恼。湖南衡阳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也说：“我是地主出身，回乡后队里把我和父亲同等对待，不让四类分子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这岂不是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吗？回乡后这不让我参加那不准我进去，等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锁住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无味凄然”，“我想不通，因为再好再忠心的人，转弯抹角都可能找到一个什么亲族是反人民的”。《回乡知识青年的要求》，《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山西和顺县青年牛成贵一度盲目外流，回乡后别人分全年口粮260斤，小片荒地补助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