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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事实表明，富裕使得选举人对谁当选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镇的农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镇中心，距离大湾区政府中心很近，到温州市乘车不到半个小时，去机场驱车10分钟。占据地利的沙城镇农民，经商很容易。沙城镇本身又是机械设备、阀门和电器的生产地。农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领头人。如此一来，经济落后地区希望通过选举村官改变落后面貌的选民心态，在沙城镇几乎没有。沙城镇人大主席团主席说，“选民对自己的选票就无所谓，觉得选谁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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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选举公证：不得不的民主创新（3）

人大：公证，只是指导意见

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我们并没有硬性要求各个行政村在选举村委会时一定要搞委托选举公证，只是根据区民政局的意见建议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考虑用这种方式对选举加以规范而已。”

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认为，人在外地的选举人，本来是可以弃权的。所以，是否委托选举，委托选举是否要公证，由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其实没有这一条。是他们临时加入的，供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择。项主席说，永安村的村民代表大会就没有通过这一条。人在外地的选民，如果愿意委托选举，只需要将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传真回来就可以了。

4月8日，是沙城镇各个行政村的预选日。5天后，才是正式选举的日子。镇人大主席团提倡正式选举的时候，采用委托选举公证，但，有些村庄在预选的时候就采取了委托选举公证。另外有一些村庄进行了两次委托选举公证，甚至于三次委托选举公证，以应付可能重新选举的局面，防止委托人的意愿被受委托人曲解，也方便委托人自己随时改变主意。

无论是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还是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都对委托选举公证这样的创新，缺乏足够的信心。当下，《人民日报》要求前来采访、其他地区要求前来学习，这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沙城的民主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譬如，数百元的公证费，显然就不是一般农村外出务工者能够轻松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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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1）

就村社民主而言，浙江的民主在中国民主版图上，只是一个耀眼的“红圈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浙江的民主，像浙江的GDP，是一个先进分子，而非平均数的代表。直白地说，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由于经济的不平衡，中国民主的发育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开香槟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2005年4月9日上午8时30分，257名泽国镇民，像2500年前的雅典公民，聚集到乡镇中心小学，议论他们所在社区的未来。作为一场浙江乡村民主盛宴的见证者，美国《时代周刊》记者Susan　Jakes，以《民主试水》为题，在“中国来信”栏目中，向亚洲版读者娓娓讲述了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他在信的末尾，说：“就当下的情形而言，即便在只有一个党的市镇里，民主也是有益的。”

显然，浙江的村社民主业已颠覆了大洋彼岸的“老眼光”，尽管他们依旧满腹狐疑。但，浙江村社民主的高度，还不是中国村社民主的高度。在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中国，村社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不均衡的。事实上，即便在浙江村社民主最为旺达的温州，民主也是不均衡的。

温州：“民主的敌人”VS“专制的敌人”

经济的引领下，民主开始登堂入室。温州高速公路般迅捷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将温州的民主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民主气候温和的温州，民主生长繁育的水平也是不均衡的。

办公桌上摆放着《契约论》的李国民，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一个丰碑式的人物。他不仅是“协约村官”制度的设计者，还是以民主程序冲破组织意图当选为镇长的第一人。迄今尚在监牢中的陈仕松，也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非但是一个“还俗和尚”“落魄巫师”“村支书”“人大代表”，还是颠覆民主程序嘲弄公众民意插手干部任命的“地下组织部长”。

陈仕松象征着温州民主的谷底，李国民喻示着温州民主的高峰，他们都是温州辖制的瑞安县莘塍镇人，一个是“民主的敌人”，一个是“专制的敌人”，他们作为对手在民主的战争中有过交锋。他们的故事，无奈在瑞安，温州，还是在浙江，都是极端化的典型。但他们却矛盾地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