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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维经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座谈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语直接与同学谈话。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也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维经斯基对李大钊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是最为重要的话，使李大钊不禁记起一个多月前坐在那辆奔往天津的骡车上，他和陈独秀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次悄声长谈。维经斯基的见解，与“北李南陈”的心愿不谋而合！“维经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去上海访问陈独秀先生。他是《新青年》杂志创始人、主编。”李大钊说道。“李先生，我也早已听说陈独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您能否代为介绍？”维经斯基赶紧说道。“行，行。我写一封亲笔信给他，你带在身边。他看了信，就会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由于维经斯基一直是以记者的身份跟李大钊接触，所以李大钊这么说道。

李大钊拿起毛笔，当即挥就一封信，交给了维经斯基。

李大钊的这封信如今已无从寻觅。据当时的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李大钊先生介绍维经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维经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维经斯基是一位新闻记者。维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张国焘也未亲眼见过那封介绍信，只是“推知”而已。他的回忆，仅供参考罢了。带着“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维经斯基决定前往上海。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以及那位从海参崴赶来的萨赫扬诺娃，与他同行，共赴上海。

马马耶夫夫妇仍留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继续跟李大钊保持联系。那位来自哈尔滨的斯托扬诺维奇也去上海。一九二○年秋经北京的黄凌霜介绍，前往广州，住在东山，以“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的身份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就在维经斯基一行离开北京不久，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另一领导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抵达北京。他和斯托扬诺维奇一样，也以“远东共和国”的名义在中国活动。“远东共和国”是在一九二○年四月六日宣告成立的，所辖区域包括苏俄整个远东地区，首都设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是由俄共（布）领导。列宁建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在远东建立一个缓冲国，便于同协约国打交道。一九二二年冬，当红军把日军全部赶出远东之后，远东共和国并入了苏俄。维廉斯基是以“远东共和国优林外交使团秘书”的身份在北京进行活动。

维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维廉斯基在会上很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六、七期。又见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此后，维廉斯基在中国工作多年，出任苏俄驻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团顾问。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从不同途径派出各种身份的人物来华活动，表明了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关切。

第三部分：酝酿三益里的四枝笔投奔陈独秀　1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二月十九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终于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这一回悄然潜逃，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连日奔波，受了风寒，他有点不适。稍事休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