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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全就再也找不着他了。天底下不过一个瑞全跟他作对，只要到了别的地方，他就又可以绸子缎子穿戴起来。

要跑，这么些个东西可怎么带？桌椅板凳，当然远不如金子银子值钱，可是，不论怎么说，总还是他的东西。木头的也好，磁的也好，都是他费尽心机弄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东西拿得太多，日本人该截住他了。

到了晚上，一听见砰砰的声音——也许是洋车轱辘放了炮——他就一溜滚儿钻到床下，两手捂住脸。

白天黑夜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他倒了胃口，吃不下饭。不过他还是强打精神，硬塞下许多吃食。他得吃，有了劲儿才能想出逃命的办法。勉强吃下去，消化不了，他呼出来的气就更臭了。他屋子里的门窗，都死死地关着，不消一两天，屋子里的味儿就臭得跟臊狐狸洞似的。

他病了这么久，日本人起了疑，派个日本大夫来瞧他。大夫把门敲开，一股子臊臭味儿差点没把他熏得闭过气去，赶紧跑过去把所有的窗户都给打开。

要是往常，来个日本大夫，东阳还不跟磕头虫似的，鞠多少个躬。可是这一回，他不怎么高兴，担了心思，替日本人办事儿的，不是常被日本人毒死吗？

大夫给了他点儿助消化的药，他不敢吃。大夫左说右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药硬给他灌了下去。

东阳躺在床上，认定自己快死了，大声哭了起来。

药慢慢打嗓子眼里往下窜，不多一会儿，只听得肚子里咕噜咕噜一个劲儿地响。准是给他下了砒霜！他挣扎着爬下床来，把门窗又紧紧关上，稍微自在了一些。肚子松快了点，不那么难受了，他笑了。唔，没有，没给他下毒，可见日本人对他还是信得过。好吧，想个招儿，逃出北平。

唔，干吗不，干吗不到日本去呢？那儿不也是他的国家吗？

胖菊子另有她的打算。她不乐意再伺候东阳了。这不算对不住他。她耐着性子，用她那一身肥肉供他取乐，足有三年之久。现在，用不着再低三下四地去讨好他了。她要是真打算走，就得快——把东阳所有的钱都敛了去。

不能等他病好，趁他卧病在床，正是大好机会。她从东阳那儿弄来的钱，早已换成金银藏到娘家去了。可是东阳一死，谁敢保日本人不会到她娘家去搜呢？要走就得快，跑得远远的。马上走，不但能保住她存在娘家的东西，还能把东阳身边的细软也带走。

有了金子，她也许就能跑到上海，或者南京那些大地方去，凭她这些年跟着大赤包和东阳学来的一身本事，还不能另起炉灶，大干一场？

不能老这么犹犹豫豫的，她得赶快动手，趁东阳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赶紧把细软敛到娘家去，然后拿上东阳的图章，把他在银行里存的现款卷个精光。

就这么着，她把最值钱的东西和现钱带在身边，把笨重的东西存在娘家，一溜烟上了天津。

菊子跑了，东阳并不留恋。如今天下大乱，一口袋白面就能换一个大姑娘，胖菊子算个什么！他喜欢胖娘们，要是女人按分量计价，他也可以用两袋子白面换一个更肥的来。

不过，等他发现菊子把他的钱财拐跑了，他两只眼珠一齐往上吊，足足半个钟头没缓过气来。虽说屋子里的东西没动，银行里也还有背着菊子的存款，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安慰他。

东阳真的病重了。焦躁，寒冷，恐惧，打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忽冷忽热，那张绿脸，一会儿灰，一会儿紫。发冷的时节，那副黄牙板，一个劲儿地直磕打。他想好好盘算盘算，可是，一股透心凉的寒气，逼得他没法集中思想。他想来想去，摆脱不开一个死字。

猛地，他又全身发热，脑子里乱哄哄的，象一大群蝗虫嗡嗡地猛袭了来。稍一清醒，他就大声叫唤：“我不想死，给我钱，上日本去——。”

日本大夫又来了，东阳吃了点儿药，迷迷糊糊地睡了。他的脑子静不下来，觉也睡不踏实。他放不下钱和菊子。东阳病得久了，上头又派了个校长到铁路学校来。

要是往常，瑞宣就该考虑按规矩辞职。可是这一回，他连想也没想仍然照常到校上课。只要新校长不撵，他就按瑞全的意思，照旧教他的书。要是新校长真不留他，到时候再想办法对付。

新校长是个中年人，眼光短浅，不过心眼儿不算坏。虽说这个位置是他费了不少力气运动来的，他倒并不打算从学生身上榨油，也不想杀学生的头。他没撤谁的职。瑞宣就留了下来。

对于瑞宣说来，这份差事之可贵，不在于有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