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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密切起来的，有点共患难的感觉。也许看小说看多了，我们还想着，说不定就会被抓去坐牢了，帝国主义把你关起来了（笑）。后来把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赶走了，赶到了芬兰，因为那时候的苏联对芬兰影响较大。而那时候领导还没有来，就我们跑那儿去了，空了三个月没有领导。“匈牙利事件”之后，我就觉得关系更进一步了，因为共患难了。

陈乐民 那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是一种神圣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二十多岁，住宅又被封了，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那一年真是一种缘分，有一点觉得……

资中筠 担负了很重要的历史使命的感觉！（陈乐民大笑）我们两个年轻人都不是党员，忽然在敌对势力的圈子当中，觉得自己要站稳立场。

陈乐民 我们的这种做法还被我们上面的一位领导批评了，说我们没有经过组织的同意。

资中筠 我们自己请奥地利的同志吃了一次饭，那时候我们没有权力请人家吃饭。

陈乐民 我们还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擅自同外边接触了，而我们这么年轻，根本不够条件、不够资格这么做。后来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资中筠 那时候还算宽容了。

李怀宇 什么时候结的婚？

资中筠 1957年7月结婚，那时候国内正在“反右”，我们暂时回来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几次会。本来没有想着在那个时候结婚，后来领导动员我们：你们干脆结了婚出去，方便一点。后来就结婚出去了。那时候结婚无所谓的，就去登记了一下，我们那时候住集体宿舍，就让我们占一间屋子。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什么仪式都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布票都是分配的，结婚以后可以去多领几丈布，做被子，还挺人道主义的（笑）。同事们凑钱送一个暖壶、一个脸盆，挺实用的。

李怀宇 婚后又去了维也纳两年？

资中筠 后来又回到维也纳了，因为苏联跟奥地利交涉以后，又可以到维也纳办公了。待到1959年回来，我们认为是临时回来，所以很多东西也没有搬回来。忽然又说不去了，因为跟苏联吵架吵得太厉害了。1959年中苏开始出现分歧，吵得一塌糊涂。我们留下很多很好的书，都没带回来。

李怀宇 维也纳是音乐之都。

资中筠 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那儿受到的禁锢特别厉害。只能在苏占区走，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区我们根本不能去。但是，幸亏歌剧院是在苏占区，所以我们去过歌剧院。他们每年有音乐节，全世界最有名的歌剧院、管弦乐队到那儿演出，世界和平理事会前几个月就给大家登记买票。我们跟大伙去歌剧院看《茶花女》，还有其他的音乐会。后来觉得非常可惜，在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就是没有享受它的风光，连电影也没有去看，就在那个小圈子里生活。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6）

李怀宇 小圈子里有什么生活？

资中筠 挺有意思，各国共产党派来的人员，有一个工作班子，出刊物。法国、英国、西班牙、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组织郊游，像我们国内的单位似的。放假特别多，各种节都过，比如说我们国庆也放假，十月革命节也放假，所有奥地利的传统节日他们放假，我们也得放假，左派右派的假都放，各国的国庆都放。工作语言是法文，你要不会说法文，就没有资格在那儿。我的第二外语是法文，在那儿又加紧提高了一点。

陈乐民 我们那个时候受禁锢非常自觉。

资中筠 还有，我们没有领导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维也纳，我们连电影都不看，没有批准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就不去看（大笑）。只有领导在的时候带我们去看才去。

陈乐民 那时候我们写东西，根本没有个人的东西。

资中筠 而且底稿自己都不留，现在写东西要查就很麻烦。

陈乐民 我们写回去的报告底稿都在“和大”档案里，署名“陈资”，一入档案，连自己都没有资格看了。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受命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回忆：“我是很‘幸运’的：从到维也纳起，我亲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龃龉不断，又到矛盾冲突迅速激化，直到尖锐对立、关系破裂的全过程。”“文革”爆发后，全家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需要外事人才，夫妻被调回来工作。

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