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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那时候的招生是定向的，我来自内蒙古属定向招生，特别是内蒙古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学校向中央电视台也推荐了我，他们也愿意要，但是分配的人事部门不同意，就说我这样的学生，应该回到边疆去，回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但有一个例外，就是留下当老师。这样我就被留在学校了。

在传媒业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的精通者。这是广院的传统

王纪言：筹办凤凰卫视的时候，和长乐总裁一起用了较长的时间，跟国际上很专业的新闻集团的主管们进行研究、探讨，并规划未来的合作模式，当时新闻集团总裁叫戴格里，他就向老板询问：“谁是办电视的？”老板就跟他说：“是这位王纪言先生，他是大学教授。”戴格里是默多克的小同乡，从在家乡办小报开始，当过报童、印刷工，他的新闻才能是从层层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后来他退休离开了新闻集团总裁的位置，在送别他的酒会上，戴格里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实际上是最看不上在传媒界工作的教授，特别是聘用教授管理传媒业。”他认为教授是不能做电视的，教授可以做学问，不能做电视，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当长乐总裁向他介绍我是一个教授的时候，他心里就打鼓，他认为事情可能要糟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在学业方面有专攻的教授们是不操作像传媒业这样事务的。不过当年准备当电视学老师的我，却经过了较多兼具专业和实务相结合的系统锻炼，这是广播学院形成的一种传统，就是在电视上从事教学的和在传媒业进行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者，是一个传媒业的精通者。

王纪言（2）

我当时留在学校里，没有立即投入教学，而是参加了一些电视实践，比如中日首次合拍的《丝绸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个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后来若干年间，从拍新闻到拍纪录片，到做特别节目，我在教师的岗位上始终没有离开一线实践，在精力体力最棒的时候，在电视前沿“过了把瘾，练了把活，认了把人”，好处颇多。就说认人这一条，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当初参加中日合拍电视实践的一批人，后来成为电视大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一些著名的传媒人，或者传媒业者，这样我就和第一线的资深传媒业者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对教学很有帮助。广院“教学相长”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学界和业界的优势我们都能兼而有之，并能互相补充，这对我的电视生涯起了相当重要的更新和提升作用。

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记者：您在广院任教有多长时间？

王纪言：1976年到1995年。回首这段岁月，我很自豪，因为我20年的教学生涯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电视人的成长保持了同步。这个时间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赶上了中国电视发展最蓬勃的一段时期，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代催生了人才。在上个世纪后二十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电视成为强势媒体”，中国人对电视的情感和对电视的热情，在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当时我担任广播电视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一次艺术委会的主任到上面开会，回来以后他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就说了十个字，前五个是“电视很重要”，后五个是“重要是电视”，他说整个会议全部话题都在电视上，当时“电视”成为强势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非凡影响力，电视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现象和话题，可以很快变成街谈巷议，引导着人们去解放思想，“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十个字很有代表性。

在做完广院40年校庆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什么？

王纪言：北京广播学院是1954年成立的，到1994年是40年，1994年9月份我做完了40年校庆大典。如果从1974年进入广播学院算起我在那里有20年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好几年的教授，当过十年的系主任，也当过六年的副院长。所以我的脑子里总是想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想做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事情。当然在学校我挺喜欢老师这个工作，特别是从事传媒教育很容易令人满足，因为可以跟学生取得的社会成就紧密相联，所以在广播学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第一线很紧密，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有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我想的是，在做完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变点什么，有没有新的事可做？当时已经有了一些新情况出现，就是中国广播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