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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句：形容中阿关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三、在中国“*”高潮的1968年，因阿尔巴尼亚为反对苏联侵捷而退出“华沙条约”之举，中方一次性就向阿方提供30个成套项目的援助。这个数字占了我国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所有援阿项目的四分之一。据统计，1954年至1978年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建经济、军事项目高达100余个，先后派遣了60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去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建工作。就阿方对中方“三大支持”而言，有：一、比任何国家都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二、在各主权国家中，独家支持中国“*”；三、自始至终地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是当年联合国大会这项提案的主要发起国之一。阿尔巴尼亚跟阿尔及利亚等国一起，多年来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沿，“两阿”同我们密切合作，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为数众多的非洲国家，最后，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终于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但阿尔巴尼亚国家，其主要领导人在涉及跟超级大国关系的问题上，是很敏锐。1969年9月，我们接待赴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过境，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对这件事很反感，当即表示反对。因为中苏政府首脑接触这件事，阿甚至在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问题上，还特意降低了规格。本来应该是总理来的，后来降为副总理。1971年秋和1972年春，我们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本人访华，引起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强烈不满。阿尔巴尼亚一号领导人霍查向*中央主席毛泽东写来了指责中方的“万言书”，其报刊据此发表了两轮从措词到内容都极不友好的文章。中阿关系从此进入了“秋季”，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以，1972年这一年也是我们跟阿尔巴尼亚关系由热转凉的“转折年”。

刚刚我回忆到70年代初的两国关系的往事，基本是可以定位到春夏“两季”。从1971年到1972年开始，由于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接待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启动，导致中阿关系转入“秋冬”。1975年，我本人作为使馆参赞重来阿尔巴尼亚工作，虽然馆内情况还好，但是外界的“形势”日趋恶化了。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并对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刁难。到了1978年，阿尔巴尼亚不计后果地反华。尤其是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那位首脑人物，一而再地亲自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他指名大骂中国领导人，不管是逝世的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在职的华国锋、*，说中国这几位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他还骂黄华外长、主管副外长余湛，刘振华大使。而中国却骂不还口，不予置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人员身居一线，听到、看到的东西可多啦。尤其我们懂阿语的外交官，每天从报刊、广播、电视里，接触到的都是他们的反华声浪。这样一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78年秋两国关系破裂。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21）

徐：我们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和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进行会晤，以及我们又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举动，使阿尔巴尼亚认为中国“变修”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直自诩是正宗的马列主义政党，稍后又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请您谈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以及给阿尔巴尼亚国家带来的后果。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导思想上一向以“左”的倾向占主导，后来又日益发展为极“左”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上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思想僵化，片面固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始终没能摆脱“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理论的束缚，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自拔。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主政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共召开过八次常规代表大会。每次开会，霍查在其政治报告中都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危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经济危机吞噬着世界上每个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道德败坏、局势动荡，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没有危机和*，只有发展、前进、繁荣、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