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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或传记的作者，在记述二人交往史事时，往往一笔带过，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堆纠缠不清的谜团。

毕竟龙行有影，虎行有风，通过二人留下的点滴资料与他人的回忆，陈、傅在柏林的留学思想、生活与学术追求，还是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线索。

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森通过傅斯年藏书分析，尽管当时的柏林大学物理学与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考据学均名冠一时，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同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其他门类仍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到柏林康德街24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6】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国学子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期间相互往来，访谈游玩，时而讲文论学，时而高谈国是。陈寅恪常与几个朋友下午相约去某同学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馆把酒清谈，酒酣耳热时分，群露激昂之状。俞大维因其醉心德国歌剧，常用竹筷频做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加刮目相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柏林日夜（2）

当此之时，与傅斯年友善的德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心中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因了这些雄心壮志的诱惑，在德国及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显着神通。抗战时期，就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遂恼羞成怒，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的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做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17】

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几年后，当国共两党在内战炮火中彻底翻盘，共产党坐了江山，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陈氏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对方似乎一直没有忘记陈氏的存在和当年结下的情谊，1954年，周恩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所作报告，于总结时特别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18】而当“*”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学生串联进京的造反派头目们说过“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19】，“陈寅恪教授是善于古为今用的学者”，继而保证陈是“爱国学者”，【20】意在对陈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二人的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氏什么也没有说。

门第与家学渊源连同个人的才气志向，注定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心灵上的沟通并渐渐成为同路人。来到德国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Potsdam）忘忧宫（Schloss　Sanssouci），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