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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

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发行量达到六千份。

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分析。而这，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

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到？

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

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

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

《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