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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