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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杨康聪明伶俐，但他的憨厚木讷，却因了他的纯品忠直而逢凶化吉，适逢其人。无论是江南七怪也好，全真七子也好，洪七公也好，都是侠而有义，对大节善恶甚为分明之人。所以，郭靖虽然不如杨康幸运，从小生活在衣食无忧当中，但却在艰苦的生活、多变的际遇中成就了他的刚正不阿，大仁大义。

杨康的幸运之中其实埋藏着不幸的根源。谁能想到，世事无常，变幻莫测竟然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复国志士的后代竟成了大金国的小王爷？

造化弄人到此也为极致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惜弱因心慈体善，无意中救了大金国王爷完颜洪烈一命。完颜洪烈生还之后，竟念念不忘包惜弱的美貌善良，不惜用种种手段破坏了郭、杨两个家庭，把包惜弱哄骗到手。郭靖与杨康的命运便从此改写了。

成了大金国小王爷的杨康，改名为完颜康。这位当年抗金名将杨再兴的后人，居然成了大金国的奴臣，这就够令人难受的了。更为可悲的是成了完颜康的杨康，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优裕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的贪恋富贵、好刁喜恭、贪生怕死、奸狡狠毒、人品低下，终因作恶多端而死于非命。

当年，丘处机心心念念的是不忘找到郭、杨两家的后辈。他不惜与江南七怪打赌，相约找到杨与郭的遗孤并授以武艺，十八年后再来嘉兴比武，看谁高谁低。

于是，江南七怪便满世界找郭靖。终于在大漠深处，他们找到了笨小子。

那时的郭靖是多么的可怜。

江南七怪看到了他那呆拙的模样，都不禁怅然若失。

韩小莹是“一声长叹，眼圈儿不禁红了”。

朱聪说：“这孩子资质太差，不是学武的胚子。”

韩宝驹道：“他没有一点儿刚烈之性，我瞧也不成。”

只有南希仁讲了一句：“孩子很好。”

就是这么一个傻乎乎的、可怜巴巴的孩子，最后竟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你不能不佩服金庸的笔下功夫。

反观杨康，为荣华富贵及权势功名所累，终于为恶成奸，人所不齿。

在写杨康和郭靖的不同时，金庸采取的其实是很传统的写法。一方面，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古代社会里，善恶分晓、忠奸毕露，是人们认识生活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说教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的：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金庸无法不受其影响。

所以，在郭靖和杨康这两个人物身上，是集中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模式及其价值判断的基本规范与依据的。

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道德去一一诠释，这是金庸在创作中后期的觉悟。就事实来说，《射雕英雄传》之前的金庸，还未能在当时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脱颖而出，如梁羽生一样，是戴着镣铐跳舞的。

郭靖已算是一记险招了，金庸竟然把他写成了一个平民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到四岁也不会说话的笨孩子，想想以前他书中的主人公吧，神性的味道多浓啊——

陈家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之子，实是当今皇上的胞弟，更兼饱读诗书，文武全才，确是人中俊杰。

袁承志同样身份非凡，名将之后，从小接受的教育大抵也离不开要文武双全，追求的也是出类拔萃，扬名天下。

胡斐父子，都是含冤不欲辩的人，他们努力去争取社会地位，维护自尊，显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卓然做立，卑视群雄的孤高。

到了郭靖，金庸已把他写成了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家世渊源的愚钝的孩子，试图表现出他的“平凡”。但到了最后，他的思想境界和成就却是高不可攀的。

根据心理分析学派的说法，人有三个我——原我、超我、自我。

因为要塑造最标准意义上的“侠”，金庸写郭靖是立足于：侠是第一位的，个性是第二位的，即以写“原我，超我”为主，“自我”就难免疏忽了。

台湾的曾昭旭先生在他的《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中，把郭靖的“原我”点评得很是到肉到骨：

在这里，郭靖是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理性是人内在的真正主宰，因此它是独立完足的，才能判断是非，指导方向。但理性也有先天后天之别，先天理性纯以纯朴的元气直行，所以他对是非的判决是不必经过种种曲折考虑的，他只是念念知是知非而已。仅就利己而言，这就够了，不过人的理想，除了利己，还要利人，而在利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