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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甲喇额真、梅勒额真、固山额真等官。额真乃满文ejen的音译，意为“主”。如照字直译，牛录额真（niru　i　ejen）应译为牛录之主，固山额真（gūsai　ejen）应译为“固山之主”或“旗主”。牛录额真、固山额真等官衔的出现，固然表明担任牛录额真、固山额真的官将，对本牛录、本旗的诸申，有权管辖，有权盘剥，但他们毕竟还不是本牛录、本旗的真正之主，他们和诸申一样，皆须尊奉本旗和硕贝勒为主，受其统辖，为其效劳，否则将被严惩。比如，天命五年（1620）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兵攻明时，令“左翼之一固山之主莽古尔泰贝勒”，领精兵一百，追逐沈阳城外明兵。“以莽古尔泰贝勒亲身远逐，该固山大营之兵主总兵官额亦都率领众兵，不速追贝勒，由后缓缓而行。”回兵时，“莽古尔泰贝勒对彼之大兵之主额亦都曰：尔何故不从吾行？额亦都曰：怎知如此远逐，尔如此追杀，我等众兵焉能追及”。努尔哈赤因额亦都不护卫莽古尔泰而大发雷霆，下令尽捕其随从的十余大臣，额亦都也“自缚待审”。法司拟处额亦都死刑，努尔哈赤虽念其长期征战，军功卓著，又系妹夫，其子亦娶己女，宽免不杀，但仍严办，夺其诸申三百丁，革其功。这样一个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因未紧密护卫和硕贝勒，险被斩首示众，可见和硕贝勒确是本旗之主，旗下人员皆系其臣仆，君臣之义甚严。

和硕贝勒还是本旗其他贝勒之主。当时的贝勒，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孙子，都是皇子皇孙，拥有汗父（汗伯父、汗祖父）给予的牛录诸申、阿哈，与议国政，带兵出征，有些还是“十部执政贝勒”，常以“执政贝勒”名义代表后金国，与蒙古各部贝勒盟誓议和，权势很大。但是，贝勒并不都是和硕贝勒，进入辽沈以前，八旗只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是和硕贝勒，其他如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类，舒尔哈齐之子斋桑古、济尔哈朗，代善之子岳托、硕托，都已成年，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但都不是旗主贝勒。他们不能独立成旗，必须附入父兄旗下，服从本旗和硕贝勒辖治，仰其供给，对旗主十分敬畏。阿敏及其弟斋桑古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镶蓝旗和硕贝勒阿敏，怀疑其弟斋桑古贝勒行为不轨，因而“对其诸弟之衣食生计，供给便不充裕，不公平。斋桑古向大贝勒、四贝勒再三陈诉，大贝勒、四贝勒以若将弟诉之言告于父汗，则似诬谤并肩而行之阿敏台吉，将招外人之言，因而不告。斋桑古欲将苦情告于汗伯父，则惧兄阿敏台吉，若不告，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后斋桑古与硕托分别前往自己的拖克索和牧群地，诸贝勒、大臣听说后，疑其欲逃往明朝，发兵堵截。阿敏奏告汗伯父，建议：“将吾等弟兄置于众人之前审之，若吾为非，则辱吾，若弟斋桑古为非，将弟付吾，吾将杀之。”努尔哈赤拒绝此议，决定从轻了结此事，下令说：“若斋桑古愿与其兄阿敏台吉合居，听之。若不愿与阿敏台吉合居，欲与他兄合居，则归入于他兄之固山下。”

这件事表明了五个问题。其一，斋桑古虽是拥有牧群、诸申、阿哈，领兵辖民有权有势的贝勒，但并不能独立为旗，而是依附于兄长阿敏，归属旗主贝勒阿敏的镶蓝旗下。后虽因弟兄之间关系恶化，难以合居，亦不能独立于八旗之外，必须“归入”另一和硕贝勒的固山之下。其二，斋桑古等贝勒，衣食方面，仰赖于兄长和硕贝勒阿敏供给，阿敏刻薄寡恩，则其弟便“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其三，本旗的其他贝勒，对自己固山的和硕贝勒阿敏十分畏惧，虽受其虐待，亦不敢直接反抗，甚至还不敢越过阿敏向一国之汗努尔哈赤诉苦。其四，和硕贝勒对本旗人员有权支配，除汗父（汗伯父）可以干预外，其他旗的和硕贝勒无权过问该旗的内部事务。像上述辅父执政的大贝勒代善，为汗父宠爱的四贝勒皇太极，也不敢、不愿干涉与己“并肩同行”的固山贝勒阿敏旗内之事。其五，身为和硕贝勒的阿敏，竟要奏请斩杀本旗的弟贝勒斋桑古。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和硕贝勒对本旗属下人员统治之严及其支配权力之大，二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君臣、君民隶属关系。

和硕贝勒之外，还有“四大贝勒”。《清史列传》卷一《代善传》载称：

丙辰（1616），太祖建元天命，封代善及舒尔哈齐长子阿敏、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与太宗文皇帝，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为大贝勒、阿敏为二贝勒，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太宗文皇帝为四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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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