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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崇祯皇帝就是想把这罪责归结到郑崇俭身上，杀他泄愤……

这一次河南巡抚、总兵等文武官员。以及山东巡抚、总兵联名的上奏，说是洛阳陷落，福王被杀并不是河南文武的责任，而是在湖广、四川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兵马的督师杨嗣昌所率领五省兵马的责任。

如果五省兵马围堵得力，李自成怎么会从四川穿越湖广来到河南，到今日这不能控制的规模，而且闯贼入河南，河南的大部分兵马却都在湖广和四川剿贼。兵力空虚被人趁虚而入。才酿成如此大祸。

而河南巡抚李仙风、总兵陈永福以九千之众，在闯军几万精锐围攻之下。坚持到援军到来，并且大败援军，这可是莫大的功劳。

尽管外面的官场士林传扬的是崇祯皇帝圣明无比，明辨是非，不怪罪有功之臣。可京师某些和内廷关系近地人传言，当日来自河南的这封奏折放到崇祯皇帝的案头，尽管崇祯皇帝当时心情不错。

可看了这奏折之后却勃然大怒，把书案上的东西都是扫落在了地上，不过却有内廷随侍的太监开口说道：“若单是这河南省的文武官员上奏，还可以认为是脱罪之辞，可这山东巡抚和总兵一同上奏，他们只是救援的客军，和河南没什么利害的关系，想必是公允之言。”

听到这话，崇祯皇帝的怒气就弱了三分，心想果真是如此，河南兵力空虚，不是被抽调在北直隶防守鞑子，就是在湖广四川追剿闯贼和张献忠。

然后第二天朝堂之中，内阁学士和某位尚书出来侃侃而谈，说是开封城情势如此危急，而河南巡抚和总兵却以寡敌众，逼退强敌，把闯贼打到豫南之地，等于是盘活了整个中原的局面。

如此危急地局势，还能得到如此良好的后果，真是有功当赏，但洛阳城失陷亲藩福王，作为河南守土之臣，无论如何也是有罪，所以功过相抵，就下旨勉励几句是了。

崇祯皇帝一边是刚愎自用，一边又是对文臣的话语言听计从，这是很古怪的矛盾，或许是天启皇帝对于魏忠贤地信用，在他这里有了反作用，但这朝堂之中的势力，勋贵武将在土木堡之变中损失殆尽，能说话的都是文臣和宦官。

在这朝中，崇祯皇帝不愿意听宦官的，那也只能是听文臣的意见了，不过这两伙人都是收到了重礼。

山东巡抚颜继祖就在中枢，担任过枢机最重要的职务…吏部都给事中，对朝中的这些勾当颇为的清楚，河南上下凑出一大笔银子来，经他指点，该给某某人送，该在什么时候送给某人，果然是有奇效。

崇祯皇帝一直还以为自己是明辨是非。臣下必然是感激涕零。

实际上这次地上奏，天下间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一丝地不对劲，自从崇祯登基以来。不管这位皇帝如何的刚愎冒失，但在台上却是君权独裁，独断专行。

他听信谗言也好，脑子糊涂也好，下面地大臣赏罚都是由他心意而定，尽管对手握兵权的武将要心存顾忌，但面子上都是恭谨异常，可这一次。地方上的督抚武将联名上书，为自己抗辩，朝廷仅仅是不轻不重的申斥了几句，居然没有责罚，这风向或许有些变化了。

这件事情或许是十分的重要，不过天下人的眼光瞄了一眼之后迅速的投向了关外，四月末，满清大军进围锦州。

锦州是大明在山海关外的唯一据点，没了这座孤城，大明地防线就只能是收缩到山海关一线。而山海关被打开的话，满清骑兵就可以在华北平原长驱直入，直逼京师。

关外的锦州必须要救，崇祯皇帝还没有下旨之前，蓟辽总督洪承畴已经开始调集蓟镇的各支兵马，准备出关救援。

诛杀了郑崇俭、熊文灿，孙传庭瘐毙在诏狱之中，还有各地的督抚大臣或者是获罪或者是被杀，崇祯皇帝惊讶的发现，自己居然无人可用了。现在代替杨嗣昌去督师剿贼的是丁启睿压根不懂军事，许多人在丁启睿赶往湖广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他的失败。

无奈的崇祯皇帝只能是放出了年初被捉拿入狱的兵部尚书傅宗龙，派他去陕西收拢边兵。

五月十八那天。李孟率领手下地兵马到达了济宁州，李孟在济宁下船，而其余的兵马还要从水路和陆路返回自己的驻地。

从河南回来的胶州营士兵已经比出发前大有不同，虽然并没有太多激烈的战斗，但这些艰苦训练的士兵见到了战场的血腥和残酷，他们的手上也或多或少的沾上了敌人的鲜血，这鲜血对他们来说极为地重要。

这经历对他们来说极为的重要，经过这些残酷和血腥。这些经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