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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我赶紧关上门。为了不让女友受到惊吓，我轻轻地拉着她的双手，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今晚这电停得有些蹊跷，你还是早点休息吧，我等电工来”

说话间，我们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来了两个人，是物业的电工。只见他们手中各自拿着一只特大号手电筒，很客气地与我搭着话，其中一个高个说：“我们得检查一下室内的所有电路，看看是哪出了问题”说罢，他们兵分两路，一人在在厅里的电表箱里捣鼓，一个手持那只特大号手电筒在我们这个小二居里照来照去，见卧室的房门关着，那位高个子很客气地说：“这里面我们也得查看一下，里面有人吗？”还没待我回答，早已穿好衣服的女友已开门走了出来。我发觉那人极仔细地用手电筒扫了扫，见整个室内只有我们两人，就赶紧凑在一块“检修电路”。仅仅只用了三四分钟，室里的灯就亮了。他们一边说着抱歉的话，一边赶紧离开了。

我特意抬头看了看钟，此时时针正指向10时53分。

女友见电已修好，又赶紧催促正在凝神沉思的我说：“都快11点了，你赶紧休息吧，明天你还有好多事要忙呢。”接着她又颇为奇怪地说：“真怪，在这儿住了两年多了，电路还从没有出过问题呢。不过这么快就修好了，我也就放心了，这家物业还真不错”此时我哪还有睡意？这电停得太奇怪了。为什么整个大楼里只有我们这一户停电呢？打电话后，电工称10分钟就到，但为什么他们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而且还这么快就上到了6楼呢？要知道，物业离我们这儿有近两里路呢，他们接到电话后，要取工具，就是骑自行车赶到这儿最少也得10分钟，然后停车，从1楼上到6楼，至少也得20分钟，而他们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很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我这儿的电根本不是什么故障，而是被人故意停止的。

其实从停电那会儿起，我就想到了邓那次威胁我的话：广州一定会有人找你麻烦的。是的，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的确采写了不少给地方政府部门“抹黑的”事，更采写了令某些部门大动肝火的揭露性报道，特别是我三年前在《南方都市报》做政法记者期间，所采写的本地批评性报道还真是不算少，我在经常地受到来自黑道的威胁的同时，也受到过广州市有关部门的封杀，也听说过有关部门正在四处收集我的“黑材料”。是的，我也明白，对于像我这样的写批评报道的政法记者而言，除了来自黑道外的威胁、打击报复外，还可能有来自白道，也就是某些政府部门用他们所掌握的大权对你打击报复，有的同行就是因为他们所强加的罪名而丢了饭碗，远走他乡。

2001年底，刚从北京回广州过春节的我获知：原南方都市报同事曾华锋在考研时突然被某副主编等人强迫“辞职”。为替朋友打抱不平，我署名亲往广东省委有关部门及南方日报社当时的社长李孟昱（现已退休）和总编辑范以锦（现为南方日报社社长）那儿举报这位副主编昔日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谁知，他在第三天竟然在《南方日报》保卫科有关人员的陪同前往距离《南方日报》（《南方日报》所在地为东山区梅花街派出所所管辖）很远的海珠区赤岗派出所报案，公然称我和曾华锋“企图敲诈勒索他”，结果在一个夜晚，几位警察将曾华锋强行带进派出所并作了所谓的笔录，并问我住在哪儿，最近情况如何，等等。对方在“收缴”了曾的有关采访证件后，才放了他。此后，派出所又几次三番的跑到华锋家里找麻烦，弄得这位老实巴交的同事赶紧搬离此地才了事。当曾愤而向有关部门投诉时，警方后来称：“当时有人报案说你们敲诈勒索，后经查无此事”。警方不是我在自诉案论证会上还向曾特意询问过我的有关情况，打听我回广州后住在哪儿吗？我还听说，赤岗派出所的有关民警后来又多次在我以前的居住地搜寻，但几次“追捕未果”邓不是早说过，广州某部门要找我的麻烦吗？那些消息显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凭我的感觉，今晚肯定有事！刚才的停电和那个电工的行为早就证明了一切。

事不宜迟，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最要紧的事。我急匆匆地从随身携带的采访本上撕下一张白纸，沙沙地写下了几位与我关系要好的媒体记者、海军广州基地的战友、有关政府部门等地的朋友以及我的代理律师名字和电话。我刚写完，正要对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的女友作必要的交待时，突然外面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么晚了，是谁敲门呢？”虽然有我在身旁，女友还是不由紧张起来。此时我心中早就有底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这样的事真的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