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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可能被抹去，届时对冲基金已经脱手卖空。这种把戏像丹佛的便士股票市场一样古老，甚至，在它之前华尔街投机者，如20世纪20年代的乔伊？肯尼迪（Joe　Kennedy），除了虚有公平之名，在华尔街并无信用之实。

另一个彻头彻尾不公正的对冲基金游戏，也是奥巴马意欲亲往调查的，是一些担保人或保险方表现出似乎确信未来会有坏事发生。例如：许多小的对冲基金提供保险给投资公司用以防止他们持有其负债证券的另一些公司可能发生的破产。整套操作是这样完成的：对冲基金签下合同，允许拖欠偿还的债券加诸自己，或者更直接加诸信贷衍生市场，每年收取现金报酬，还与投资方一个承诺，即：一旦他们投资的上市公司破产，保证他们毫发无损。

这种安全距离上的交易之所以本质上是非正义的，甚至是非法的，其原因是，小型对冲基金以及小型单线保险公司都不是具有足够规模的实体，一旦所担保的事情真出了差错，它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基础兑现它担保风险的承诺。假如保险方在赔付你所受损失之前自己先行破产，那么它的保险就全无意义了。真正的保险公司是全时经营的行业，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严格管制，就是考虑了上述因素。对冲基金管理人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在未来成为现实的概率非常微小。对冲基金冒险家们可以很舒服地收取现金作为担保费，心安理得地认为，即便有一天情况变糟，他们总还可以卷走资金，跑进电梯，登上等在机场的私人飞机……而且，最有可能的是，一年之内带着新的基金另起炉灶，必要的话，换一个国家即可。

最后，许多上市华尔街的公司戏剧性地以债务杠杆的手段调节其市场。奥巴马对此没有特别的议论，但是以他的精明，一旦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造成大的影响，他会立即把枪口指向那里。商业银行，传统上都曾采用低于每一美元股本十美元的负债作为平衡手段，现在有报道说已经出现大于16︰1的债务杠杆现象，况且还不包括资产负债表外的欠债，以此推算这种负债杠杆可以被抬高到超过25︰1的地步。对冲基金可以随他们的意愿想抬高多少就抬高多少，因为他们完全不受管制。但是最近凯雷（Carlyle）资产就破了产。它在抵押有价证券上投资，以对冲基金为主业，有证据显示其负债杠杆的比例已经超过32︰1。投资银行，鉴于其资产要求和资产结构比，基本上不受管制，它的负债杠杆也高达20︰1；尽管贝尔？斯登，早在它于联邦储备援救行动中被迫卖给J。　P。　摩根　（）之前，已经被抬高到32︰1。这一切是否关乎正义？这不是挺好的生意吗？难道返还给股东们的分红不是靠最大量的可用负债调节而达到最大化的？再提一次，正义的金融体系，其原则之一就是：契约，也就是合同，必须诚实无欺。当金融机构的调节手段已经如此滥行无度，这就说明其主管人员已经把自己的股市偿付优选权置于对客户的最基本的诚实契约原则之上了。以这种程度的负债调解，就定义而言，经营者说的是，他们愿意冒着倒闭的风险和扰乱所有现存生意的风险与投资者和负债证券持有者签下合同，只不过是要提高他们自己的财政收益。这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华尔街的商业圈。奥巴马认为，除华尔街之外，在美国其他干线街区的法人社团也都因从事一些最不公平的商业活动而负有罪责，因为这些活动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国家。例如：用竞选捐资贿赂我们的公共事务官员、雇用说客，使他们自己的议案而不是代表公众共同利益的议案得到通过。奥巴马知道，这些公司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华盛顿的“特殊兴趣”是导致这个国家遭遇危机的另一个主要根源。法人的概念是一个“人”，而其又被赋予了若干人的若干权利，比如寻找机会拜见当选官员的权利，严重扭曲“建国之父”们对个人权利所做的定义。这种法人公司与人性和个人的概念毫不相干。它只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合法实体，仅仅存在于特拉华州的国务秘书档案之中。法人公司被当作个人看待，这对所有美国人来说是全然不公正的。如果通用汽车公司在选举倾向上也拥有自己的立场，就可以说动自己的员工为它投票。但是，真正的个人是在通用汽车公司里工作的那些人。

第一章　经济正义（7）

即使你同意法人公司可以拥有个人的权利，并且有权与我们选举的代表一同追求他们公司的商业目的，那么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能力范畴远远高于普通公民的能力范畴，就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