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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我的诗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在甘肃天水读高中的那３年，写了几百首诗；第二个高潮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末，在咸宁干校后期。在老诗人当中，有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我算是一个。”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搏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6）

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诗史上，第一个不使苦难在笔下失重的大诗人。当年，血气方刚的牛汉，就是衣袋里装着艾青的《北方》诗集，走上抗日和写诗的道路。艾青对牛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终生的。艾青的《北方》诗集之所以具有史诗的分量，就在于独创了许多凝聚着民族苦难的情境。牛汉也像艾青那样，努力去开创诗歌中独特的苦难情境。他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情境，绝不抒写一行诗。”

托草木以言志，借鸟兽以抒情。牛汉这类咏物诗，往往将自己的主观精神和人生感受突入客观对象里，在主体与客体的猝然相遇、浑然一体中提炼诗意和理趣。但这种“七月”遗风，在诗人已届花甲之时被突破和超越。他不再用他早已稔熟的物我一体的感悟方式，而是进入一种自由无羁的、辐射式的梦幻写作状态。《梦游》、《发生在胸腔内的奇迹》、《空旷在远方》、《三危山下一片梦境》等写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及９０年代的诗篇就是这种超越的成果。他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铁的山脉》和《丰碑》两诗，写铁山虽遭风雨雷电的袭击，却仍等待“献身的时刻”和“粉身碎骨的幸福”；写天安门前那“粗糙的花岗岩”和“朴素的水泥砖”为能铺成“宽阔的路”和“神圣的广场”而无限欢欣！歌颂的实际上都是不顾自己荣辱得失的为人民做奉献的伟大忘我精神！毫无疑问，人们从他的诗中感受到的不仅是悲剧的崇高美，还感受到一个崭新时代的令人兴奋鼓舞的时代的强音！

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苦难，祈盼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大灾难，是牛汉诗歌创作的“自定义”。

很明显，牛汉是一位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和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独特个性深刻感受历史的脉搏和人民的心声而又富有才华的诗人，为此在诗歌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诗人是时代敏感的神经，他最能敏锐地感受到历史的阵痛，有的人因自身的脆弱而倒下，有的人却因自身的坚强而屹立于滚滚浪涛的面前。正如诗评家张炯所言：“牛汉同志就是时代浪涛中的坚强者，是当代不平静诗坛的硬汉。即使在困难的状况下，他仍能以各种题材展现自己昂奋不羁的坚强人格，抒发自己充满深邃人性的情思……牛汉同志的诗作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他善于把人生体验的真情与深刻的思想意蕴相结合，通过强有力的艺术构思，创造一种粗犷、豪放的风格。”作家梁晓声曾说：“牛汉老师是我尊重的老师之一，他的诗是有骨头的诗，是鱼刺的诗，鱼刺和骨头都是含有钙质的！”

他说诗是他生命的动力，没有诗也就没有他的今天。２００３年５月，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牛汉颁发了“文学节杖奖”。该奖是马其顿作家协会设立的一项国际性文学奖。“当得知马其顿共和国的‘文学节杖奖”授予我时，顿时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节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博大而高远的意象，它不仅象征庄严和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