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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企业家的合法劳动者地位、明确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实践中吸引民营企业家入党、参加政府机构等,但是马上就出现了企业家的角色认识不清及红顶实业家、权钱交易的问题,政府如何摆正与中产阶层特别是新阶层的关系、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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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中产阶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数: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趋利性。把握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有必要分析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后卫问题和政治冷漠现象 。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后卫问题
在决定中产阶层行动取向的社会情景中,特别需要强调现有政治秩序的灵活性。如果现有政治秩序可以与中产阶层产生良性互动,就可以削弱来自底层的压力,对阶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有为中产阶层的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则很容易将中产阶层推到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底层的同盟,变成了政治变迁的“ 推动器”。
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其实是个历时空的问题,当中产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敌人,会成为社会稳定器。否则中产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同前引书,第209页。而中产阶层的利益期望一旦没有得到了社会容纳,中产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所以,得出中产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
而且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产阶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产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产阶层。米尔斯将旧中产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产阶层则是“ 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
如果说中产阶层有更多的理性,这种理性就体现为计算得失和自知之明。即使它有期望张力,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力量单薄时,更加剧了这种谨慎态度。其他主要冲突阶层的实力对比,可以决定中产阶层偏向哪一边,这就是中产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产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张伟:《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江汉论坛》2004年第1期,第7页。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层获得的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层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说来,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即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危险。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42页。
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的探讨
政治冷漠是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参与程度明显低于政治发展需要和政治发展水平,它的明显表现是大量的群体游离于现实政治的意志之外。政治冷漠由来已久,即便在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那时的人总结为“天生的政治动物”时,为了保证足够的人出席全体会议,警察要拿着浸了湿油漆的鞭子把人们赶向普尼克斯山。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直接与各个团体所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成正比。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优势越大;则公民政治投入的程度就越强烈、越广泛,而低地位群体则倾向于不参加正规组织、很少定期阅读书刊,不了解社会事务;不愿参加投票。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政治事件的不关心和对选举的乏味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在我国的近期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政治冷漠现象的存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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