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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就有了自信”。而且不知不觉就发现，以前觉得不会做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好，这样就建立了自信心了。他打了个简单的比方，“突然叫你去赌博，你觉得哎呀我怕输，结果赌了十天半个月了，你却一直在赢，你是不是越来越敢赌了？自信也是这么个道理。事情总是在朝好的方面发展，这样你就建立起自信心来了，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老是在输，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会越来越不自信了，最后可能就放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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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6）

W15曾和我探讨过人的成就动机，为什么有的家庭地位很优越，也能够给子女提供很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但是子女的职业成就就是平平常常，相反，有的家庭根本给不了孩子什么条件，孩子却很成才。这其实是我一直在思考却不得解答的问题。马斯洛著名的动机需求五层次认为人具有生理需求、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这些需要是从低级到高级排序，当低级需要满足之后才有精力去顾及更高层次的需要。米德的“概化他人”的观点则认为：人对自身的看法往往来自他所感觉到的别人对他的看法，那么，对于这些访谈对象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人对自己的看法总是来自自身和周围人的比较，来判断自己具有某方面的资本，这种资本可能是先赋的，是自身或家庭本来就有的，也可能来自自己的努力后天获得的，在某种情境下，他发现自己的这种资本并非人人具备，这使他认定自己的家庭或者自己身上具有某些方面的价值，而这种对自己价值的确定又反过来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去追求他所感受到的这种资本，从而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因为社会对于他们的资本的确认，使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生活场域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大多是由高考这架“社会地位的提升机”所造就的。1977年以后重新恢复高考，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加。埃尔德曾经指出：“即使是极端聪明和勤奋的人，如果没有机会，也不能超越灾难的影响而获得生活的成功。”G�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第467页。雅斯贝尔斯也指出：“教育正是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人带入全体之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一个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也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谢维和：《教育活动中的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69页。事实上，大学学位既保护了那些出生在上层家庭中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下层的许多人跃居高位创造了条件。丹尼斯·吉尔伯特、　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第219页。如此，在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中，文化资本的获得不仅来自家庭的传承，同样来自借助于自身的成就动机而实现的社会流动。同时，一旦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还会不断接受继续教育以保持自己在文化资本占有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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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1）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父辈已经获得的文化资本对于子女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张翼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的文章《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在谈及“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时做了“教育资本的持久性”假设，认为在影响社会个体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后致性因素中，教育资本的影响力不仅具有恒久性，而且会越来越大于“政治资本”。只要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稳定而持续，这种影响力就会越来越明显，　张翼的研究主要是涉及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其结论是：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拥有不同资本的家庭，尤其是已经获得了文化资本的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面会显示出他们的阶层特色，这将体现在文化资本传承的观念、方式以及态度上面。

首先来看文化资本传承的观念因素。在中国，文化资本的价值一贯受到重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出息的孩子往往是那些一心向上、能够承接家庭乃至家族厚望、能够实现家族向上流动愿望的人。在这样一个注重家族传统的社会，一个读书人身上所承受的不仅是自身读书上进的动力，而且更有来自家庭与家族的期望，对于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