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3/4 页)

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　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朝方得改正。

②　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前言：

甲午战争的挫败，不仅使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战后的割地、赔款更使中国从此成了列强的俎上肉，变法图强的主张乃在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的情形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中国在1894年和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产生了严重反响。中国作战的目的在保持朝鲜为属国，经此一战，这局势已失去而再不复返。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因此割让与战胜国。战败赔款银2亿两是一种极难承受的财政负担。中国向日本商业上的让步除了向欧美国家提出的之外，尚加上日本可以在中国城市开设工厂的条款，写入马关条约。当然，因为最惠国的规定，这特权也为其他国家分享。总算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半岛的割让未成事实，由中国再加添赔款3000万两算数，可是沙皇的政府仅候3年即提出整个半岛租与俄国25年的要求。从此之后这地区落入俄国手中，又从日俄战争之后转交日本，第二次大战之后再度由前苏联掌握，直到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至此前后已60年。

甲午败绩之辱

被日本打败，中国感到深耻奇辱。中国过去曾和日本作战，可是未曾认为日本人是优势的对头。不用说，种族优越感双方都无从避免，这也是1894年战争起因之一。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的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本来已朝此方向发展，与中国无法分类的大多数农民相比，显然效率要高，此中差异也在战场上表现无余。

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世界上遍处展开的人种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德皇威廉第二是它热烈的发言人。日本人很容易接受　了他的解说。日人爱国而好战，好像比懒惰而无气息的中国人要强得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确切的掌握着机会报复。过去中国不少作家笔下提及日本时很少注意到日人的敏感，一味以轻蔑字眼写出。李鸿章及中国的高级官员受胜者粗鲁待遇，也早有其原因。

这深耻奇辱使中国群众的反响注入相反之极端。一派主张接受日本人之优越，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赠予沙俄和其他国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1896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条约（Li…Loban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