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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只不过是中国的次要部队）并没有使甘肃边防陷于危险境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从外贝加尔省发现了匈奴人在这个时代的古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文讲过，最近在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烈斯都伊斯克的古墓里发现了中国公元前118年发行的钱币，以及西伯利亚的青铜牌子。据梅哈特分析，在赤塔古墓中发现的文物同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人的大后方，秋天，那里会有游牧部落突然袭击河套，以获取他们冬季所需的物品。

从此以后，在长城脚下或蒙古一带匈奴和中国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斗仅限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目的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国与匈奴结盟，共同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但是不久楼兰国王被杀，中国在伊循建立了一个军事殖民地。汉宣帝统治时代（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中国向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宣帝称：“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公元前71年，为援救乌孙，中国校尉常惠在伊犁河流域攻击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王国（车师）降为匈奴附国，中国都护郑吉出兵攻打匈奴。公元前65年，中国另外一位上尉冯奉世推翻了叶尔羌国王，使塔里木盆地绿洲全部臣服于汉朝。次年，中国军队从吐鲁番王国撤回，则该地又变成了匈奴的附庸，但在公元前60年，郑吉将它再次占领。郑吉在喀喇沙尔南渠犁建立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后，驻扎在喀喇沙尔与库车间的乌垒，充任塔里木盆地的保护者，控制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最终，中国从匈奴手中夺下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之所以毫无反攻之力是因为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被一系列的内战所困，已经濒临衰败了。王位的两个觊觎者呼韩邪与郅支，互争单于的名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来到长安，请求宣帝支持，并宣布愿意做中国的臣仆。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有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他的敌人，并于公元前43年，在鄂尔浑河畔的家族营帐里以胜利者的身份登上了王位。公元前33年，这个臣服于中国朝廷的匈奴王再次来到长安，获得了令所有野蛮人羡慕的崇高奖赏——中国公主的下嫁。至于那个战败者郅支，他于公元前44年放弃了古老的蒙古而去了西方，在今天俄罗斯的突厥斯坦寻找出路。他经过伊犁时，击败了乌孙，臣服并联合了额敏河流域的呼揭人和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侵占了索格底安那（康居）人的土地。康居人曾天真地帮助过他，使他在楚河与塔拉斯河间的草原上安置了营帐。这是一个西方匈奴大帝国的胚胎。但中国人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中国的一位副校尉陈汤在一次大胆的袭击中一直前进至楚河地区，使郅支措手不及而被斩首（公元前36～公元前35年）。在这次仓促事变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追随郅支向咸海方面逃亡的匈奴人的踪迹。这些西方的匈奴人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他们缺少同那些大的文明民族的接触，只有中国曾经记载了一些有关匈奴人的历史。一直等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在370～375年，当他们的后代渡过伏尔加河与顿河侵入欧洲时，我们才又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重新发现了这些匈奴人的踪迹，当时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是他们的领袖。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5）

后汉时代中国对匈奴的斗争以及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逃亡与东匈奴在塔里木事件中的被排挤，使中华帝国在中亚细亚的霸权得到了巩固。但紧接着，由于中国的内战（公元8～25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10年，匈奴的单于乘机从汉人手中夺取吐鲁番保护国，并侵扰中国边境。科兹洛夫考察团在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发现了一个匈奴酋长的坟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匈奴文化的概况。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以动物形象为题材的纺织品，它表现出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与阿尔泰艺术的特点。另外，还有仿效中国与希腊罗马的克里米亚式摹制品，其中有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一件来自息姆米里人时代博斯佛尔的希腊纺织品。

后汉时期，在中国建立皇权的时候（公元25年），塔里木盆地的保护权又重新被建立起来。所幸的是，当时匈奴正陷于内部的纷争。公元48年，南匈奴的八个游牧群在他们的首领比的领导下反抗蒲奴单于，并臣服于中国。于是，中国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甘肃与山西边境，以及戈壁以南的内蒙古地区，与他们结成联盟。这样，南匈奴王国便建立起来了。只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