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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耿。我们在工作中建立了互信，成了很好的伙伴。第二个则是翟瑞·莱斯（Gerry·Rice）。　莱斯是英国人，文笔出色，主管银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还是银行的官方发言人。他专业娴熟，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经常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而不知疲倦。他办事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是工作第一。我们不仅曾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至今仍是最好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沃尔芬森行长，毕竟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先站住，再站高》这个书名，源于###总理当年对我的一句勉励。

那是1995年，当时的我被沃尔芬森选中，即将出任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前，财政部长刘仲藜带我去中南海面见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对我说过的话中，最语重心长的便是这一句：“先站住，再站高。”

【注一：章晟曼先生于2005年12月底辞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接受世界最大商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邀请――出任该集团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银行业务副董事长、公共部门业务全球主席】，

【注二：詹姆斯·沃尔芬森，澳大利亚裔美国人，1995年5月――2005年5月出任世界银行第九任行长】

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1）

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命中的一次次奇妙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想，路易·普莱斯顿（Lew·Preston）的提议是个好主意。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来当世界银行的秘书长吗？”

当J·D·沃尔芬森在他的12楼行长办公室突然向我慎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世界银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已经打了十三年的交道。

尽管那年，我才只有38岁。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的中国正在搞“大跃进”，我的父母都在一家国营广播器材厂工作，父亲是车间主任，母亲是财务科长，他们每天都忙着“闹革命”，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绍兴柯桥乡下的奶奶家，那是一个独门小院，楼下是厨房，楼上是睡房，我记得奶奶家的门口有一条很长的河，阳光下，河水闪着粼粼波光，不远处有一座小桥，是浙江典型的石板拱桥，对岸是满眼的稻田。印象中，除了冬季之外，人们总是在那里忙着。

我的童年是在江南水乡中渡过的。上小学的时候，我又回到上海。记忆中，我从很小就开始打理自己的生活。姐姐比我大一岁半，我们在同一个学校里，相互照顾。让我父母放心的是，从小学到中学，我和姐姐的成绩一直都不错，我还是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这期间，我和同辈人一样目睹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扭曲和狂躁，学校教育也极不正常，父母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们，就这样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从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一天天长大，我甚至认为生活从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中学毕业时，学校考了五门功课，分别是语文、数学、政治、体育和英语，我居然全部得了满分！有一天，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章晟曼，市里决定从中学生中直接选拔一批学生上大学，我们学校选了你，你被保送进复旦大学了。”年少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懵了，当我醒过神来，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全家人都喜出望外，想不到这个意外的机会后来竟然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在政治气氛十分浓烈的1974年，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要下乡插队当知青或进工厂当工人。而我则幸运的被送进了大学的殿堂。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年国家想要加快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于是决定从上海的应届毕业生中特招200人，保送进复旦等几所高校进行专门培养。因为我成绩不错、出身也好，便被选中成为了其中的幸运儿。于是，当同学们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集体下乡插队时，我则带着一床被子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

当年的复旦，入校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群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则显得很突兀。为了让我们做到“又红又专”，学校把课堂搬到了崇明岛上的“复旦崇明干校”，我们在那里一边种地一边读书。或许也是歪打正着，当时复旦最好的教授中有不少都被发配到了崇明“干校”，接受再教育。我们这些学生的到来让他们好好地过了一回“教授瘾”，我们成了他们唯一可以教辅的弟子，三年里我们在崇明到受到了比城市里更系统的专业教育。

除了上课学习，我们还学作农民。插秧、养猪、放牛，这些城里少年不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