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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边鼓也好,作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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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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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血染的皇冠(5)
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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