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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要是警察需要知道什么关于案子的线索，我会找你帮忙。”我故意重提此事。

“行。”他笑着说。

我一个人回到上高地，坐了半个小时，头脑里纷乱如麻。说良心话，范勇和陈海波都是我的朋友，我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认为陈海波一定是杀害范勇的凶手，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他呢？那我真的是无法接受的了。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一顿，然后把他亲手送交到警察的手里。因为，毕竟朋友之间的背叛是最可怕的。

我正想着这个烦心事，托尼给我打来电话：“喂。你怎么搞的？吃饭时我看你好像不对劲。”

“噢，没事。我肚子有点痛。现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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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1）

被金融风暴困扰的东南亚翻过了1997年的一页，199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经济萧条使得整个日本的消费市场都很低迷，它也像一片乌云那样笼罩在歌舞伎町上空。许多日本人经营的酒店不管规模大小，相继倒闭。而中国人开的酒店却急速取而代之，数量越来越多。在布满大大小小酒店的区役所大街上，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酒店相互抗衡的状态，但到了1998年，中国人开的酒店就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的按摩店也开始呈现燎原之势。在这之前占据主流的韩国按摩店虽然风靡一时，但很快就被中国店压了下去。

新宿歌舞伎町历来是寸土寸金，纵然经济不景气，地价房租也没有大幅的滑落。那些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除了一些老板娘身后有日本富翁支撑以外，其他人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呢？

只要是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面，每个月也要五六十万的房租，地点好的更贵些，而且在签约之前要缴纳十个月房租的押金，还不包括白给房东的礼金和给地产中介商的手续费，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七八百万根本就不要想开张，更何况还有装修、进货等费用。一家店开下来，一千万日元的投入也算平常。而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就算从十年前开始打工，只要他的工作是合法的，扣除学费和生活费之外，要想攒下这么多钱恐怕只能在梦里实现。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在日本成功创业的，相反，此类例子也为数不少——有些头脑聪明或学有专长的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做贸易，或者搞技术，取得了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精英人物却是不会来歌舞伎町开酒店或按摩店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一轮抢滩歌舞伎町的强猛攻势，连日本社会也感到惊奇。

事实上，在歌舞伎町能够如此财大气粗，投资千万还腰缠万贯的，绝大多数是通过伪造电话卡、赌博游戏作弊等违法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就像当年的范勇和陈海波那样，每个月的收入多则千万，少则百余万。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对于公用电话和赌博游戏厅加强了防范措施，他们基本上难以做钻空子的违法牟取行当，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以免坐吃山空，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了色情业。

中国人开办的色情业越来越兴盛，我们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些。而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人们在色情业上寻求心理慰藉的需要更强，这也为我们的“导游”生意带来了商机。不过，歌舞伎町的街头，又出现了新的敌情。

黑人，作为一个新生的皮条客势力，开始冲击我们的生意。

黑人皮条客最初出现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毕竟东京是个国际都市，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最初，当看到几个黑人在歌舞伎町晃荡，还以为他们也是游客。很快，我发现他们从事的工作似乎和我一样。我想上前探听他们的底细，但他们对我提防，并没有把我当做客人。我一转念，才明白我的着装过于正规，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所以他们才对我不感兴趣。接下来，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随心所欲，似乎不受歌舞伎町的行业规则的行事。托尼和杜伟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托尼敏感地说：“这帮家伙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我也有一些担忧。

我知道了黑人们为之拉客的两三家酒吧，好像都刚刚开业不久，从外观风格上看完全是欧美气派，从招牌到价目表全是英语。俗话说，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得先弄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于是，我从曾经登过广告的某报社请来了一位懂英语的编辑。我对他说要请他帮忙翻译材料，约他在新宿见了面，随后进一步说明了我的想法：由他作为客人进到店里了解一下详情。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