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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都开玩笑说,罗伯茨小姐什么时候就会当上女首相的,所以她才在校园里如此着急地忙碌。当然那时没有人相信预言会实现。
当丹尼斯·撒切尔在1949年一个2月的夜晚用运动跑车把这个新生代女政治家从格兰特汉姆送往伦敦的时候,就连他也一点儿都预料不到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但他已经觉察到,这个女人不会把她的生活局限在家务琐事当中。她一定很敬佩他,这是基于双方的原因,她后来写道,在她的记忆里,丹尼斯至少和她自己一样了解政治,而对经济政策甚至懂得还要多些。他是一个深通世故的人,有自己的风格。此外,他还从心底里蔑视执政的工党政府和任何同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由于腼腆的性格,他在政治上的自我成功已无法实现;丹尼斯·撒切尔不爱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他畏惧竞选演说。但他具有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观点。玛格丽特和他经常一起去餐馆或是去剧院看戏,就像他干巴巴地说明的那样,“就是诸如此类的活动”。除此之外。丹尼斯还帮助她竞选。他开车载着他,赞赏她的飞跃、她的抱负和她的说服力。她通过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唤起了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虽然她失去了达特福特的选举,却又整装待发,孜孜不倦地继续战斗。由于丹尼斯·撒切尔在战争年代结婚太过草率,所以现在他想多花些时间。
就在女友在达特福特费力操劳,排挤工党候选人的时候,他却和一个朋友跑到法国度暑假。在那儿,他终于明白了,丹尼斯爵士对女儿叙述说,她是合适的那一个结婚人选。订婚的时刻,玛格丽特·罗伯茨却伏在他的肩头为第二次的选举失败而哭泣。婚礼于1951年12月13日在伦敦举行,它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事业传奇般崛起,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妇女之一的基础。“没有丹尼斯,我又能在政治上达到怎样的高度?”她后来在一次采访中问出这样的问题。当然答案紧接而来,“没有丹尼斯,政治上将一无所成。”当然,他的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使她独立,因为在英国,议员的薪水非常微薄,除个别情况外,只有社会上层的富裕人士才能够从政。丹尼斯·撒切尔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是一个特殊的丈夫。爱德维娜·居里,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卫生部女国务秘书强调说,丹尼斯对于玛格丽特这样具有抱负的妇女非常“完美”——就是这样,因为他不反对她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还很支持。就连1953年8月她生下双胞胎卡洛尔和马克后,孩子也没有成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筲5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小学生们在一起。
后来,当她作为社会部长取消了小学生的免费牛奶时,第一次失去了英国民众的喜爱。为她生活的中心,这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一点也不成问题。“我记得孩子出世时,是那么弱小和无助……就这样我被彻底征服了。但我想,如果你现在不去适应,那你就再也回不到任何智力型的工作中来了。我非常担心我会就此与孩子为伴,再也没有剩余的精力去留给政治和工作。而我两者都想要——孩子和事业。当1959年她终于代表伦敦选区的芬奇利区进军议会时,她的孩子们和她一起出现在第一次电视采访的镜头前。这位年轻的女议员神采奕奕地解释她在议会假期期间花去了多少时间来陪孩子。她常常极力地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同样勤奋地创造着自己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品质。不然,她也许要担心自己将会得到一个冷酷的事业型母亲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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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3)
她想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但家庭始终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坎贝尔这样认为,她真正的生活是政治。丹尼斯在这种境遇下是否幸福,这是个谜。他的女儿说,他从没有抱怨过,即使有时妻子不在家,而是在议会、竞选或是在进行一场会谈,让他感到很寂寞。卡罗尔对自己童年时期总是不停忙碌的父母有两份各自不同的记忆。很少有两人同时在家的周末。母亲关心的是她的选民。父亲在公司加班加点没有尽头,而业余时间则属于了球队。当孩子们进入寄宿学校后,撒切尔一家只有在假期时才有家庭生活。
1961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社会部得到一个国务秘书的职位。她的工作日从早晨7点开始直到午夜结束。她几乎不需要休息并总是害怕出错。此间丹尼斯的精神濒于崩溃,对自己经营的家族企业的责任压迫着他,企业同时还供养着他的母亲、妹妹和阿姨。医生警告,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于是,丹尼斯去非洲旅行了三个月,参观大型国家公园,拍摄狮子。回国后不久,他卖掉了公司,成为英国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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